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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詩經》、乾嘉學及西方偽史學   

2016-09-07 12:14:3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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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論學書札

論《詩經》、乾嘉學及西方偽史


說明:本文是何新與友人談話归後,有感而寫的一封学术信件。


XX兄:

昨蒙賜教,談及乾嘉學術、《詩經》考據以及《文學史》等问题。歸而細思,言有未盡,茲借此函再略陳陋見如次。

一、關於《詩經》的考據類著作

乾嘉學派的《詩經》注疏,集大成者竊以為當以晚清王先謙著《詩三家義集疏》為著名。

王先謙(1842~1917年),號葵園,湖南長沙人,晚清湘學之殿軍人物,曾任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江蘇學政等職,並曾主持南嶽書院多年,校刊古籍文獻多種。

乾嘉學派興起在明末清初。但其學術成就之集大成著作,則多出現在晚清。

王先謙的《詩三家義集疏》,收輯西漢以來齊、魯、韓三家詩說,兼取宋元明清以下歷代學者的疏解,折衷異同,加以考核說明。故此書可謂乾嘉學派《詩經》研究的集大成著作。但是對於現代不甚熟悉樸學的人,此書不好讀。

屬於現代繼承樸學遺風而比較好讀的,有高亨的《詩經今注》以及《聽高亨大師講詩經》(高亨,吉林人,已故著名學者)。此外較為可讀還有周振甫《詩經譯注》、程俊英的《詩經譯注》等。

但是老實說,《詩經》中有一些老大難篇章,正如《尚書》、《周禮》、《周易》等儒家經典,自漢唐以來從未被搞懂。我記得王國維信劄曾說“五經”自古盲人摸象,《尚書》十之七,《詩經》十之五,沒人能懂。諸家異說,無非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二、關於何新的《古經新解》

我20年前的舊作:何新《風與雅:詩經新考》及《雅與頌·華夏上古史詩新考》,多有一些個人的發明及新義,自以為可以破解若干前人所未知。

舉個例子,《詩經》第一篇《關雎》中雎鳩究竟是什麼鳥?歷來都以為是黑色的魚鷹。魚鷹是猛禽凶鳥,且貌醜,竟被詩人作為開篇起興的男女愛情之象徵,豈不奇怪?

而我考證則證明,所謂“雎鳩”非魚鷹,其實就是杜鵑鳥,也就是杜宇、子規、布穀鳥。華夏自古有以報春鳥之杜鵑作為愛情象徵的習俗,所謂“春心報杜鵑”。自以為此論可破千古之覆。

又如《周南·兔罝》一篇,描寫的是赳赳武士,而歷代都解釋兔罝為捕殺兔子的網籠。我指出古代江淮、江漢的楚人稱老虎為“於菟”,訛音即玉兔(所以月亮神話中吃月亮的虎神,漢代以後也變成了月神玉兔)。故詩中的兔罝並不是兔子籠子,而是伏虎的網羅。

《詩經》中的許多語句,貌似很難懂。但是我的書中運用訓詁(很少有人知道此學原為孔子、子夏所創)的音近義通的原理,打通了許多語言障礙。

例如“關關雎鳩”的“關關”二字,其實就是現代語“咕咕”兩字的轉語,描寫雎鳩的叫聲。所謂“關關雎鳩”,不過就是“咕咕杜鵑叫”的意思,毫不深奧。

又如《大雅·蕩》的名句“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看起來難懂。其實“靡”就是“莫”的轉字,無的意思。“鮮”就是“稀少”之“稀”字的轉語,“克”就是“可”的轉語。無不有初,稀(少)可有終——文從字順,意思無非就是很難做到有始有終。

再如《詩經·小雅》中的“不敢暴虎,不敢馮河”,這兩句在《論語》中被孔子簡化為四個字“暴虎馮河”。貌似很難懂,歷來聚訟紛紜。有人在所著的《論語別裁》中解釋此謂“發了瘋的暴虎站在河邊跳河”,令人噴飯。

其實呢,“暴虎”之“暴”,就是“搏鬥”的“搏”的通假字。“馮河”之“馮”,就是“浮水”之“浮”(古字為淜)的通假字。“不敢搏虎,不敢浮河”,就是不敢徒手搏鬥老虎,不敢徒手浮渡大河——有何難懂?

[附注:“暴”為“虣”(音bào)的異文。毛傳和《爾雅》釋“虣”為“徒搏”,即徒手搏虎。“馮”(古音憑),段玉裁說為“淜”(音píng)的假借字。《說文》:“淜,無舟渡河也。”也就是游水,即浮河。淜、浮今音不同,古音通,是同源字。]

其實古代漢語與現代漢語並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麼大的懸隔,基本的語言結構並無不同。許多古語古字換個寫法,今天仍然活著。所以諸如此類的成語,貌似艱深,一旦打通文字障礙,即曉暢明白如晝也。

在我的《古經新解》中此類新義頗多。我自認為何氏《古經新考》是效仿乾嘉遺風的新派考據之作,是我平生著作中很以為自豪的一套有趣之書。化深奧為簡單,化幽深為平易,所以20年來已經多次修訂和重印,發行量不小。

三、關於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

關於古代文學史的著作,我認為目前最好的一部,仍然是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本書寫于1939年,成書於1948年。此書是一部三卷本巨著,上起殷商,下迄晚清,全面地論述中國文學詩詞歌賦、散文、小說及戲劇的發展歷程。

作者效法法國人朗松(Gustave Lanson,1857~1934年)的名著《法國文學史》,注重描述歷史思潮和變遷,從詩人、作家的身世、性格與社會背景的結合,發現並闡發作品的個性。全書論述頗見精彩,文采煥然,咀百家英華而成一家之言,在眾多同類著作中獨樹一幟。所以毛泽东生前颇为欣赏此书。

四、關於乾嘉學術

乾嘉學派創始者為明末清初鼎革之際的方以智、顧炎武,大成于戴震、錢大昕等,標榜復興“漢學”(恢復漢儒之學),其實暗含不忘漢地民族本源的政治涵義。

針對宋明理學玄談心性、義理、綱常,“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形而上風尚,漢學家轉而提倡實事求是的考證方法,主張由研究文字音韻訓詁的所謂“小學”考據入手,重新解讀儒家經典,主張恢復漢代尊古、尚樸的學術精神,故也稱為“朴學”(樸素之學)。

“乾嘉學派”雖以“乾嘉”表明其時代特徵,但其學則並非僅在乾隆、嘉慶兩朝。范文瀾說:“自明清之際起,考據曾是一種很發達的學問。顧炎武啟其先行,戴震為其中堅,王國維集其大成,其間卓然成家者無慮數十人,統稱為乾嘉考據學派。”(《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

顧炎武是吳人,戴震是皖人,所以乾嘉考據學派興起于吳學和皖學。

乾嘉學術中微觀考據學(所謂“小學”)最著名,主張“求道者不必空執義理求之也。但當正文字,辨音讀,釋訓詁,通傳注,則義理自見,而道在其中矣”。所以乾嘉學術以文字、訓詁學、《說文》研究為顯學。

嘉慶時代爆發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漸開埠,思想界遭受西學、新學及新思潮的猛烈衝擊。在北方及東南沿海,乾嘉學派遂趨衰落。但在內地之湖南、四川則仍盛行,晚清又出現湘學(王先謙等古文学派)、蜀學(廖平、蒙文通等新今文学派)。承其餘緒,也有發明。

五、清代精英耽迷考據學而誤國

但我個人認為,縱觀有清一朝,蓄辮子的漢人早已不是華夏衣冠。

清朝時代,無論皇家所宣導的宋學(理學),還是士大夫以下民間盛行的所謂“漢學”即乾嘉學術,可以說並誤中國三百年。何以言之?

蓋清朝立國前,自漢唐至晚明,中國之文明、學術及科技均領先於世界包括歐洲(明代西方來華傳教士的著作可以證明)。但清朝開國後的17世紀以下,歐洲進入 “生氣勃勃的資產階級革命時代”(恩格斯語)。經歷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宗教改革後,17世紀啟蒙運動興起,近代科學及實證哲學陸續開創建立,文化科技日新月異。此時期歐洲人才輩出,群星燦爛,出現了莎士比亞、培根、牛頓、笛卡爾、洛克、康得、貝多芬、莫札特等眾多文化巨人。

而此時期清朝治下之中國精英,則完全蒙昧于世界之進步。閉目塞聽,固步自封,舉國知識份子沉湎于乾嘉學術,即餖飣考據,“爭治詁訓音聲,瓜剖釽析”,“錮天下聰明智慧使盡出於無用之一途”(晚清魏源語)。

中國文明之于西方文明及世界文明的隔絕與落後,就是從清朝閉關鎖國統治下的這三百年而拉開巨大距離的。浸潤朝野精英的所謂“乾嘉學術”實難辭其咎。

六、考據學其實多為語言猜謎遊戲

乾嘉學派的考據學,許多研究物件不過是一些有趣的語言猜謎遊戲。譬如,無論“雎鳩”是魚鷹或是杜鵑,“關關”之擬聲是咕咕或者呱呱,於國計民生又有何益?

曾國藩曾經批評考據學說:“嘉道之際,學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風,襲為一種破碎之學,辨物析名,梳文櫛字,刺經典一二字,解說或至數千萬言,繁稱雜引,遊衍而不得所歸,張已伐物,專诋古人之隙。”(《曾文正公集》卷一)

梁啟超在1904年發表的《新史學》上也批判乾嘉考據學風,說其:“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

但是,乾嘉學派中特有一派(錢大昕、趙翼、王鳴盛等)比較注重歷史及地理(如閻若璩、顧祖禹的歷史地理學),至晚清代表人物則有王國維,這一派由史學考據轉入歷史的清算總結,研究華夏歷史地理的古今沿革與變遷,至今仍然頗有學術價值。

此派證古者之學術成果、實用意義高於治語言、文字、版本的考據一派。

[明末利瑪窦等西方教士入中國帶來近代西方实证經驗方法,顧炎武等江南實證思潮兴起或與此有關?]

七、考據學後期有人走火入魔

版本考據一派,在清儒崔東壁後,走火入魔,幾乎無書不可證偽(《崔東壁遺書》)。20世纪初西化派领袖胡适、顧頡剛创疑古派推波助澜。直到晚近,顧頡剛(80年代)仍大力吹捧崔東壁此書,冬烘、腐朽、可笑!

由偽書考再到偽史考,再到後來的《古史辨》派,盖認為中國古史自伏羲、炎黃、堯舜禹至夏代以上,皆為一片传疑空白。

此等觀點,愚者如我絕不能贊同。

八、西人古史多出神話及偽造

然而西方學術卻從來沒有什么偽史、偽書考。

中國歷史書,春秋時代即有《春秋》,戰國時有《戰國策》,而後《史記》、《漢書》也都是本朝人的著作,皆基本為一代實錄。许多古书竟然可与出土竹木简帛书相互印证,令人惊叹!

而西方的史書全部都是出自文藝復興以後的所謂“重新發現”,而且皆无存古早版本之早期原著,又經希伯來文、拉丁文甚至阿拉伯文之輾轉翻譯。

若以清代版本考據的嚴苛眼光觀西方荷馬、希羅多德以下之所謂“史書”,可以說無一部不是偽書。實際這些書也多以不明來源的神話傳聞為主,絕非實錄,根本不应当視為信史。

我说的這些文藝復興以後才被西方“重新發現”而來歷不明的書,包括希羅多德的《歷史》、荷馬史詩,以及亞里斯多德、柏拉圖等的全部名著。当然,这些著作虽然来历不明,不可据为信史,但也并非毫无文学或者学术价值。

印度历史亦然。印度古代本非統一國家,自古也無文字歷史传世。所謂梵文早已是一種死亡文字。而原初之梵文究竟是古尼泊爾、巴基斯坦或者西域波斯地区之古文字,還是真正的印地文字,至今也始终大有問題。

至於一些著名的所謂“吠陀經”梵書,則無一不是18、19世紀英國學者根據口頭傳說所編纂,無一可據為上古經書或歷史。而最早一部成文的印度史,竟乃是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是中國人替印度人寫的城邦歷史。

歐洲人,18、19世紀以來主要根據《聖經》(本來是東方古敘利亞人的宗教信仰)和荷馬神話(本是小亞細亞的民間傳說)來偽造西方的古代歷史。

所以,近代西人以考古證神話,從神話造歷史,又發明根據語法的相似性劃分種族的偽人類學,於是而有所謂“雅利安人”的分類,於是而有所謂的古希臘史、亞歷山大東征史,以及什麼拜占廷史、古印度史等等。實際上,西方關於希臘羅馬、印度的古代編年多出臆造,無一可信。

而多數中國學人對西方偽學之上古史懵然無覺,多盲目崇拜而不疑。我近年揭露西方偽史後,偽學信仰者瞠目結舌而無力以实论来反駁,只能捶胸顿足罵我為“學術義和團”,可笑,可憐!

以上由昨日所讨论之《詩經》及考據學,到疑古學以及世界历史而生发之餘論,乃鄙人一己之私見。

在下於學術界、理論界一向獨往獨來,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加之病后脑弱,不知所云。以上所說或甚荒謬,则敬請海涵。 順頌

秋祺!

何 新 再拜謹上

2015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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