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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网易博客

全国政协委员、老魔头何新授权的学术异论博客

 
 
 

日志

 
 

叛逆与思考(十四)   

2016-04-26 18:26:0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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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1999年访谈录】叛逆与思考(十四)

思齐政教

叛逆与思考(十四) - 何新博客管理员 - 何新网易博客

 

  记者:何先生,我想向您提出一个敏感的问题。您愿意回答就回答,如果不便回答,就不作回答。
 
  何新:(笑)有什么问题,你尽管提。
 
  记者:您现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您是否仍然真诚地信仰这一学说?
 
  何新:(沉思良久)马克思主义,是19-20世纪对全人类生活和社会变革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我个人一直在研究它。
 
  至于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都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有人说共产主义是幻想,但是美国当今向世界传播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自由市场”作为一种主观意识形态,也是欺人之谈和幻想。凡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美国自己的社会现实就远不符合这种幻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的多数领域如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直到现在仍然不是真正客观的科学理论,而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主观的、可以由人根据自己的利益和主观价值偏爱去选择和解释的意识形态信仰。
 
  关于信仰与科学的不同,18世纪的康德已经作过非常深刻的思考。他在研究认识论时,指出感性、理智性(知性/悟性)是可以依赖的。但他认为理性是不可依赖的,因为理性具有借助思维符号(概念范畴)和语言符号进行自由构造的功能。因此在理性的推论——即理论意识形态中,总是矛盾歧出,而且难以确切地得到事实的检证。正如黑格尔所说,“人们以某些思想和可能性为依据,作出这样一种推理;人们也同样可以再提出另外一种推理来与它针锋相对。这两种推理,谁也不比谁更高明。”(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208页)所以康德主张放弃理性,只以感性和理智性作为认知工具,而把理性的领域保留给信仰。康德是近代一位非常深刻的思想家,他所意识到的问题即划分知识工具和理性信仰的问题,也就是工具理性和宗教及意识形态的歧异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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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士山下箱根湖畔

  记者:那么您今天如何看待启蒙精神?
 
  何新:启蒙即思想解放是两头锐利的双刃剑。五四激进的启蒙思潮,在反封建的口号下也否定了华夏文化传统的一些基本价值和精神支柱。《狂人日记》说,“翻开5000年史书,只看到两个字‘吃人’。 ”这种彻底否定中国历史传统的看法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但无疑是非常极端而片面的。70年代末兴起的“思想解放”(新启蒙)也产生了一些极端和片面的东西。例如,彻底否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存在意义,就是一种片面而幼稚的政治理念。意识形态不应当随意干预学术自由、文化自由以及世俗生活领域,但这绝不意味着一个国家应该彻底放弃意识形态。
 
  记者:人们经常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怎样产生的?
 
  何新:对于“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就我所知,那本身是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是马、恩在1844年所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这个术语的涵义,指社会对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自我表述。例如,我国现在的意识形态,自我表述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美国的自我意识、自我表述则是“民权主义”和“民主主义”。这都只是政治意识形态,是一个象征和虚拟的体系,或者说,是一种主观的社会自我表述。马克思说,“在现实中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说法为依据。同样,在历史中判断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也不能以它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别某人的面具和真相。然而我们的历史学却还未具有这种常识,不论每一时代关于自己说了什么和想了些什么,它都一概相信。”(《德意志意识形态》)
 
  所谓“社会科学”的多数领域(包括被某些人奉为圭臬的“经济学”理论),也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即属于社会中某些阶层/利益集团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表述。例如,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市场资本主义的自我意识和自我陈述。所谓“自由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有时是一种极端的个性主义,有时又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反对公共威权/确立自我威权)。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通常具有极大的价值偏见和排他倾向,它很难中立。但是,科学这个术语具有中立、客观、以事实(而不是主观意识和某种利益)为根据等等涵义,所以培根将之称为“工具”,后来有人将科学称为工具理性。科学是科学,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它们各有自己的领域和功能。它们常常被混淆,但是二者实际是非常不同的。工具理性与意识形态的功能有时很容易被混淆。但如果在政策的施用中,决策者对二者的功能发生混淆,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
 
  记者:您能否举一个实例?
 
  何新:例如国家统计局是国家的经管部门之一,它本身是一个政策工具部门。但它所发布的国民经济统计数字,既是工具理性,也是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它具有为现行政策提供经济业绩数字,以动员人们支持现行政策的宣传意义。但对于决策者来说,来自统计局所提供的统计数字又具有社会经济的“压力表”的仪表作用,为决策者直接提供对于社会经济进程的量化监控。这种监控的可靠性,取决于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及时性、准确性,通过这些数字的及时反馈,决策者才能准确地了解经济和社会运行状态,随时对经济运行状态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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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人(威海,2006.9)

  记者:但是,出自自身“政绩”的考虑,统计局往往“报喜不报忧”。
 
  何新:问题就出在这里!这种有意的误报,实际上是统计部门误解了自身的真正功能。它是统计局,不是宣传局,它的责任只应该是真实地、客观地、尽可能准确地、至少也是不失实地,像计算工具一般地统计和汇报数字。对国家不利的数字,它可以不对外发布;但是它无权也不应该由它为某种政策目标,直接政治化地处理统计数字。这种利用统计数字进行加工而进行宣传的工作,应当由专业宣教部门、意识形态部门、传媒部门去作。如果对统计局给予可以自由加工处理、以至歪曲粉饰统计数字的授权,表面看来会有利于当局,实际是遗患无穷。让统计局利用所加工过的数表搞政治宣传,以支持现行经济政策,这就是将统计部门由工具部门变成意识形态部门。对于决策者来说,这意味着为自身制造一种极为危险的信息污染。
 
  记者:为什么?
 
  何新:因为决策者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把虚假的向外宣传当成了真实的现实,自身也被虚假数字和虚假经济情况所误导。同时这种功能误用也为统计部门提供了机会,提供了行为范例,使它可以随时编造真真假假、半真半假、似真似假的宣传数字,为阿谀和支持现行政策方针而上报当局,以此讨取执政者的欢心。其结果必将导致决策者对社会经济形势的严重误判,使得需要及时调整不良政策的时机被错过,使得需要纠正的政策失误得不到纠正,最终酿成重大的社会危机。在共和国历史上,由于决策者被虚假统计所误导而作出重大错误判断造成经济灾难之最典型的案例,就是1958-1959年的“大跃进”。
 
  记者:宗教与意识形态一样吗?
 
  何新:宗教是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之一。在传统社会中,例如在中世纪欧洲,宗教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意识形态也可以作为哲学、文学、经济学或其他学术而出现。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孔孟之道,即儒教。
 
  记者:宗教与哲学等学术的区别在哪里?
 
  何新:简单说,世俗的宗教不要求理性。对于宗教来说,信仰比理性更为重要。宗教对其教义,要求人们整体地接受它,拒绝任何分析和批评;而学术研究、科学研究,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理性的本质就是分析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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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与古巴国务主席罗德里格斯(北京.钓鱼台)

  记者:您可以举个例子吗?
 
  何新:例如对待马克思的著作。如果把它当作宗教,就要整体接受它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神喻或圣喻,不能分析,不能讨论,不能存疑,不能批评,更不能否定。但学术理性则不同。其实马克思与马克思也不同,毛泽东与毛泽东也不同。他们是人,是思想家,但不是神。他们自己对现实的认识,对事物的看法,在生活中也是不断变化的。
 
  在东北的时候,我当时通过直接研读马恩列斯的原著,已注意到,马克思的理论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不完全相同。而且,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在早期、中期、晚期也有所不同,有所变异,有所发展。马克思早期是激进的启蒙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中期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晚期,在《资本论》后期手稿中,马克思对新兴的资本主义科学技术革命和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给予高度评价,并且认识到资本主义可能并不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很短暂的阶段,这与他早期发表《共产党宣言》时的激进主义立场已有显著的不同。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前也曾激进地主张立即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倾向于“左派共产主义”);但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面对落后的俄国迫切要发展生产力的现实,他就主张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实行名叫“新经济政策”的让步政策。
 
  不仅马克思、列宁如此,毛泽东也如此。毛泽东在50年代初期,曾认为中国应当搞几十年的新民主主义,而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可以容纳资本主义生产力和资产阶级存在的。但在1954年后,他又主张加速过渡,1958年甚至主张提前结束过渡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试图在中国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消灭三大差别,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斯大林,以及30年代他所培养的一批理论家(如尤金、日丹诺夫等),将马克思特别是斯大林的思想宗教教义化,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政治信条,变成政治意识形态,以意识形态斗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制造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多次大清洗,发起了许多次整肃科学异端和学术思想异端的运动(如在遗传学、控制论等学科中)。中国在1957年反右斗争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重蹈了这一覆辙。在文革中,尽管我自己早已成为一名异端分子,但我当时却有决心以一种反迷信的态度去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
 
  记者:您的这种想法在当时是很勇敢的。
 
  何新:如果当时没有这样的勇气,在理论上就不可能进行任何有意义的独立思考。
 
  记者:这么看来,怀疑主义、理性主义,是宗教信仰的敌人。
 
  何新:是的。康德说过,所谓启蒙精神的特征就是以怀疑为先导的理性精神的觉醒。马克思本人年轻时代写过一篇著名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中也贯穿着一种理性主义的启蒙精神。马克思在这篇论文中讲过一个名言,他说,“老实说吧,我憎恨所有的神。”又说,“那些摒弃世俗所信仰的神灵的人,并非是渎神的;只有那些迷信这种神灵的人,才是亵渎神的。”这些话,当时也深深地激动和鼓舞过年轻时代的我。在70年代中期,除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书外,对我影响较大的书籍还有一些历史书,例如《第三帝国的兴亡》(威廉·夏伊勒),《法国革命史》(马迪厄)。我这个时期也比较注重对法国18世纪启蒙哲学例如孟德斯鸠、卢梭的著作,以及对休谟、康德哲学的研究。这些书中都贯串着启蒙的精神。
 
  记者:您当时为什么对这些书特别感兴趣呢?
 
  何新:《第三帝国的兴亡》是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根据二战后美国缴获的希特勒德国档案资料所写的一部纳粹德国史。这本书在1965年第一次出版,文革中后期的1975年出了新版,作为“内部读物”在内部发行,我通过父亲的帮助搞到了这部书。在这个时期,几乎一切书不可能自由出版的情况下,官方居然出版这样一本具有极强的政治性色彩的书,似乎是意味深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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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沧海不言水

  记者:您认为意味着什么?
 
  何新:《第三帝国》一书记述了希特勒个人崇拜的形成过程和法西斯政治极权体制的形成过程,记述了戈培尔制造纳粹意识形态,实行思想专制,毒化德国社会舆论的过程。书中指出,“第三帝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也是以一种“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革命”(“褐色革命”)的名义而进行的。这些历史资料,使生活在文革政治气氛中而具有政治敏锐性的人不可能不产生非常切近和具体的联想。事实上,法西斯主义,这个字的拉丁语源就是棍棒与斧头,就是政治暴力,党卫军就是制度化的“红卫兵”,法西斯蒂的实质就是以暴力和恐怖维持的绝对极权主义、绝对专制主义。而这也正是文革时代以四人帮为核心的新政治体制的特征。当时出版这部书,我认为这是党内反对文革派作出的一个有意识的文化动作。
 
  记者:这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您反对政教合一,另一方面您又认为一个国家制度不能放弃意识形态。
 
  何新:用康德的话说,就是应该为信仰和理性划定各自的领域。国家不是一个自由组合的社团,不是所谓“自由契约”(卢梭),也不是一种暴力机器(列宁)。国家是一种制度,一种有机有序带有某种强制性的组织制度。这种制度中需要有权威,需要有权威的象征符号(如国徽、国旗、国歌、领袖),也需要有支持合法统治的基本原则和政治理念,这种原则和理念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是一种虚拟现实,它是被设定的一种政治理想,它不一定真实,也不必要求它一定是真理。关于意识形态的虚拟性,马克思讲过一句经典性的话,“它(意识形态)不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5页)
 
  现今的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国家制度,有多种多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在西方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是意识形态,《圣经》是教义。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亚当夏娃的故事以及上帝七天造人的神话是真理呢?美国总统就职前要到教堂中去作礼拜,这不仅是一种宗教仪式,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仪式。日本国家认为天皇不是人而是神,至今日本国家仍以神道教作为国家的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靖国神社就是其象征之一)。难道天皇真的是神吗?追究统治意识形态的虚拟性问题,常常蕴涵着推翻和否定国家现实政治制度的涵义。国家意识形态是超越理性的,它是一种政治信仰,它不接受追究,不接受质询,但是它要求每个公民必须承认它,接受它,信奉它,就像国徽、国旗、国歌一样,因为它是国家权威、国家统一的象征体系。
 
  记者: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是我不能理解的。我们在大学读哲学时,教科书告诉我们,唯心主义是反动的、落后的、愚昧的哲学,并且往往是和宗教愚昧结合在一起的。
 
  何新:这是一种偏见。唯心论是一种哲学学说,本身并不具有必然相关的政治属性(所谓“反动”或‘不反动”)。宗教也是唯心论的一种形态,但唯心论并不等于宗教。犹如细菌是生物的一种形态,但生物并不等于细菌。
 
  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和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潮反对天主教的政治文化,标志着欧洲思想的一次大解放,它直接为1789年的大革命作了意识形态准备。任何革命往往都具有偏执化的片面性,启蒙思潮也如此。但是,近代法国的激进思潮后来深刻影响了19、20世纪的俄国革命哲学、以及后来的中国革命哲学。这种激进的反唯心主义、反宗教思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及发生作用是可以理解的,也具有促进时代精神从天主教统治下解放的进步意义。但在学术上,启蒙思潮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却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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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年也曾凌绝顶,更知高处不胜寒。

  记者: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过于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最终会阻碍文化进步?
 
  何新:我同意。意识形态是重要的国家政治工具。但是,对治国来说,没有思想自由和没有思想控制都不行。人类的新思想是社会文化中发生突变的活跃基因,过度地抑制这种变异就会阻碍文化和社会的进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有一个社会组织的连续生存和稳定性的问题,这是一种精神性的免疫功能。要知道,恶性癌变也是一种基因突变。国家对于某些异端的政治和宗教思想加以控制是有必要的,否则一些意识形态的致癌基因就会发挥毒化社会机体的作用,例如“法★轮★大★法”一类邪教。所以完全实行思想自由,不实施任何控制也不行。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学读书批注》中曾讲过,在生物的进化中,一个因素是基因的变异,另一个因素是基因的遗传。遗传保持物种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变异、特别是创新机制的突变则提供物种创新的机会,使之达到进化和更高水平的生存适应。思想的自由创新和社会控制,可以说正是社会组织、文化形态通过矛盾作用而协调互补的两种功能。
 
  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社会处在激烈变迁中的大变动时代,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经济改革,导致社会的价值体系陷入持续不断的激烈动荡,一直没有稳定下来。我们当今的时代是价值崩解的时代,道术已为天下裂,学术已不能定于一尊,往日的宗教和学术权威不复存在。学界亦如流行文化界,只有明星(流星),没有恒星。正如康德所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几乎一切传统价值和意识形态都受到了挑战和质疑。
 
  记者: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关于哲学是否具有阶级性的问题。
 
  何新:苏联斯大林时代和中国文革时代,对哲学作阶级性分类,实际是为了对思想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分类。这种对意识形态作阶级性的分类必然导致“思想犯罪”。
 
  记者:那么您认为,哲学以及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在客观上究竟是否存在?
 
  何新:这个问题的实质应该是——哲学以及一般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功利性?或者说,人们信仰一种哲学、一种意识形态,以及宣扬它,是否有功利性?还是单纯地为哲学而哲学,为学术而学术,只有纯学术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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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蓍作《诸神的起源》部分书影

  记者:我认为有两类人。一种人是有功利性动机的。另一种人热爱学术,以纯学术为目的。
 
  何新: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一切”这两个字,未免过于绝对了。但现在有人们认为,人类社会中根本没有阶级存在,没有社会利益集团的存在,没有利益归属的差异,一切思想没有任何功利性,这也未免太荒谬。在我们的生活现实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人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坚持什么,后面常常隐藏着自身的或家族的或社群的功利性潜意识。思想后面隐藏着利益和价值的判断和选择,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判断和选择所涉及的利益群体范围远远超越了个人私生活的领域,社会性意识形态怎么能不涵有利益、功利性的意图呢?否认对于意识形态主张之后的利益归属的分析,不是愚蠢就是骗人。
 
  但是,过去对意识形态阶级性的分析,往往是一种贴标签式的主观判断。对某种异端学说,一概武断和随意地贴上“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标签而给予扼杀。这种教权主义的政策也是不可取的。
 
  记者: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主张经济学远离政治。
 
  何新:(笑)人文科学中,恰恰是经济学最不可能远离政治。政治是经济利益、集团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集中表现。马克思说过,政治经济学的利益属性会把人心底最隐秘、最恶毒的私利欲望召唤出来。
 
  记者:股市分析往往体现着股市操纵者的授意。我们且不谈直接的收买和操纵,难道政治意识形态后面也有操纵之手吗?
 
  何新:意识形态是价值观念、道德伦理观念的基石,意识形态的确可以被某些社会利益集团利用而成为对社会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在历史上,某些利益集团鼓吹、有意炒作、煽动某种意识形态,借以操纵社会舆论和社会行动,以实现其自身的私利,这并不是新闻。近二十年以来的一个重大偏颇,就是片面强调法制的功能,而对政治意识形态和政党的社会组织功能则有所忽视。西方国家表面似乎没有意识形态,但是却有宗教控制人的心灵生活,有基本统一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支配舆论。我认为,政党组织(在功能上相当于西方国家的政党和教会)、意识形态(包括宗教)以及法律和国家制度,这是维系任何一个国家制度的四大基础支柱。
 
  记者:您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工具理性(科学)还是意识形态?
 
  何新:这个问题问得好。以我个人对马克思理论的认识,我认为它既是工具理性也是意识形态。作为前者,它具有作为分析社会的客观方法论的意义,因此是有效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分析工具。作为工具理性,马克思本人曾说过,他反对使科学的客观性从属于外界利益的任何实用主义,他认为这样做是“卑鄙”,是“对科学的犯罪”。作为后者,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是具有社会整合功能(即凝聚力)、同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党和国家制度提供法理性和论理性支持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它又具有实用性和功利意义。方法与意识形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功能。前者对于研究当代社会问题、对于研究历史现象具有重要意义;后者对于维系社会基本制度极其重要。
 
  意识形态首先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意识分裂必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意识形态与现实远相背离也会造成社会危机。我们当前同时面临着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要知道,政治意识形态是任何国家体制和制度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关系到人们的精神信念和社会的基本价值。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看,甚至经济政治崩溃的后果都不如意识形态的崩溃来得严重。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一种制度、一系列与这个制度相关的基本价值的法理和逻辑基础。对于国家来说,意识形态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世界上没有一个明智的国家政权会放弃而不利用这种政治资源。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表明,一个国家绝对不能没有意识形态。马克思说过,“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新版《马恩全集》第30卷第5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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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培根人生论》部分版本

  记者:在现代国家制度中,难道仍然需要意识形态吗?国家对意识形态问题难道不能保持中立吗?
 
  何新: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请你指出这些现代国家制度哪一个是没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当今只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还有俄罗斯这种仍处在演变中未成型的国家,是缺乏整体性政治意识形态的,而其政治局面也都因此而形同一盘散沙。(但是苏联解体后,国家马上恢复了东正教的信仰权威,表明新统治阶级是懂得怎样利用宗教这一工具的)
 
  90年代初的苏联为什么会在顷刻之间瓦解?你可以从经济、政治、社会方面举出许多原因,但我认为那都不是根本的原因。如果谈经济问题,难道1990年的苏联会比1917-1920年的俄国更落后更困难吗?会比1942年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被围困时期更困难吗?为什么那时苏联没有崩溃?我认为,导致苏联瞬间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其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崩溃,也就是精神崩溃。导致苏联国家崩溃的原因,一是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一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这两大精神文化运动彻底摧毁了苏联的精神价值体系和苏维埃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80年代中国也有人煽动搞非毛化运动,然而中国制度之所以至今仍未被摧垮,就是由于邓小平当时坚决果断地拒绝了非毛化。古人说,三军可以夺帅,但三军不可以夺志。志是什么?志就是精神力量,志就是意识形态。
 
  马克思说,“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放弃了对意识形态的主导,甚至失去了对有害意识形态的识别和自卫能力,就会患上意识形态的“失语症”。那么,各种精致包装的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类似“法★轮★功”这样的意识形态自然就会趁虚而入,瓦解社会的精神秩序,填充人们的信仰空间。要知道,对社会的一般民众来说,正常的人虽然都具有意识,但绝不意味人人都具有鉴别的意识、批判的意识,他们很容易受媒体的左右和欺骗。而且偏见与先入为主的成见极其重要,一旦形成,改变或替换就非常困难。
 
  记者:当前国家面临着很多问题。你认为这些问题与意识形态有关吗?
 
  何新:当前中国面临若干危机,主要问题在三个方面。1、由于严重失业问题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危机;2、由于腐败问题造成的政治危机3、意识形态危机。我个人认为,三大危机中最严重的是意识形态危机。
 
  当代中国之所以遭遇严重的意识形态危机,是由于文革和后文革时代,国家的意识形态政策蹈向两个极端。文革时代的极端是极端意识形态化,即政教合一。然而物极必反,后文革时代的极端,则是非意识形态化,消解政治意识形态,以“不争论”为方针而回避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问题,因之国家几乎丧失了对外部敌对意识形态的识别和抵御能力。否则,不会有各种邪教的兴起和盛行。这种利用人性中最愚昧的下意识、利用愚夫愚妇的盲从心理和迷幻信仰的邪教,本应当一开始就将其遏制于萌芽状态,不使它形成气候。所谓圣者治于未乱,而非治于已乱。
 
  我个人认为,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所面临的真正危机,主要不是经济危机,也不是由于腐败导致的政治危机,根本危机是由于意识形态与现实分裂所造成的精神的危机、价值的危机、信仰的危机!当前有两大问题。一是共产主义公有制意识形态与市场资本主义私有化的现实相矛盾,严重矛盾,导致民众对国家体制及制度合法性、合理性的信心发生动摇;加上西方意识形态通过一些知识分子极力鼓吹所谓“制度创新”,更增大了这种信心动摇。第二是社会意识形态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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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部分蓍作(截止到2002年)

  记者:那么您是不是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面临着必须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任务。
 
  何新:对!对于一个人来说,支持其生存的力量有物质的因素,有体质的因素,但根本因素是精神力量。一个人可以被重病缠身,在生活中屡遭横逆,但只要其精神力量旺盛而不败,则他就是打不垮打不死的;反过来,即使有锦衣玉食,荣华富贵,如果他的精神世界是空虚的,他没有人生信仰,那么他的生存一定是萎蘼的,其虽生亦犹死。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如此。一个国家穷也好,面临困难也好,外敌强大也好,如果民族精神是强健的,政治意识形态是统一而有聚合力的,则这个国家制度绝不会垮台。
 
  记者:意识形态是否真的具有这么巨大的力量?
 
  何新:意识形态体现了一个制度赖以存在的核心价值。摧毁一种意识形态,也就意味着推翻一个制度。在列宁《哲学笔记》中摘录了拿破仑的一句名言——“大炮摧毁了封建制度,墨水正在摧毁当今的制度。” 拿破仑所谓摧毁封建制度的大炮,是指1789年法兰西大革命。黑格尔曾指出,这个大革命之所以会发生,正是因为“墨水”的力量。革命前夜,卢梭、伏尔泰、狄德罗及“百科全书派”哲学家用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哲学,批判作为社会精神支柱的天主教意识形态与君主制度,摧毁了革命前的意识形态,为血流成河的1789大革命的爆发作了舆论和精神的准备。作为一个对比,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英国革命。由于英国近代没有激进的反宗教、反王权的革命意识形态,其主流思潮是培根、霍布斯、洛克、休漠、柏克等思想家所体现的政治保守主义思潮,因此英国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比法兰西平和得多、稳健得多,社会变革过程流血较少。维多利亚王朝一直维系到今天。
 
  世界历史、当今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现实则从另一面证明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伊拉克被美国封锁十年,哀鸿遍野,经济危机深重,但为什么至今不垮台?因为它是实施伊斯兰主义伦理政教合一的体制,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使人们团结在一起。古巴不过是个弹丸小国,但摧不垮、打不烂,就是因为卡斯特罗有强大的意识形态魅力和精神力量。一旦意识形态分裂,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解体,一个制度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当今的互联网,美国通过文化传媒极力向中国灌输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威胁也就在于此。
 
  记者:某些第三世界的情况,与中国的国情毕竟不完全相同。
 
  何新:当代中国由于处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动中,所以也发生了意识形态的分裂以及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的分离。这也是一种“异化”。这种异化使当代人遭遇了非常深刻的精神危机、信念危机、信仰危机。
 
  的确,今天中国面临着很多问题和困难。但是,就中国的总体情况看,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和局面,中国人的生活,并不是最坏的。常有人拿人均数字排在160位之后论说中国落后,但我认为这个数字意义并不大。瑞士人均数字比中国高很多,但瑞士的国力难道可以与中国相比吗?瑞士与中国比究竟谁是真正的强国?人均数字这个统计在1980年以前世界统计数字中还没有出现,其实那正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制造的一种意识形态陷阱。目的就是丑化和误导中国一类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摧毁他们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心。中国今天虽然问题重重,但局面和世界地位比印度、比南美、比非洲的多数发展中国家好得多。但是为什么那些国家的人民并没有朝不保夕的深刻危机感?为什么那些国家中听不到那种激进政治制度改造论的煽动?为什么中国当今却存在着这样一种不安和危机的情绪?根源就在于意识形态危机和信心、信念、信仰的危机。
 

叛逆与思考(十四) - 何新博客管理员 - 何新网易博客
江南坐沐春风: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

  由于政治是受到国家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指导的,政策是意识形态的派生产物,由此引发出很多决策和政策上的矛盾和信息混乱。这是当今中国问题的根源所在。面对这一问题,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有道义也有责任面对和正视这种信仰危机。我们必须创造能够增强国家和民族凝聚力、尊严与自信心的新精神价值,这是每一个爱中国的学者当仁不让的精神使命!

编按:

  叛逆与思考全文已经出版,发表在何新2011年出版的命运与思考一书中,第83页一一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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