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何新网易博客

全国政协委员何新授权的博客

 
 
 

日志

 
 

叛逆与思考(十)  

2016-04-25 06:17:1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何新1999年访谈录】叛逆与思考(十)
谏为苍生


叛逆与思考(十) - 何新博客管理员 - 何新网易博客
 
  记者:我想问的是,在您看来,过去一些年间,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成就有哪些,主要失误又有哪些?
 
  何新: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今天所已取得的进步,说老实话,早已大大超过十几年前人们对于改革成就的预期,也超过我个人的预料。这两年国外有一种“中国经济崩溃论”;其实,较早地讲崩溃的——是我。我在上世纪的八十、九十年代写的东西,经常有杞人之忧,喜欢预言崩溃,“危言耸听”(赵紫阳当年曾批评我的话)。但是这么多年,中国总的局面还是比过去好得多,进步得多。当然问题也增多了,问题与进步的速度成正比。尽管始终问题如山,但是中国经济毕竟并没有崩溃,短期内也不可能崩溃。这么大的国家,侈言崩溃,谈何容易?今天中国确实面临着十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许多路还远没有走完,许多问题的辩论仍在进行中。恐怕没有什么人看不到,巨大的危机正隐伏在进步和发展之后。但是,我想以后是应当多分析具体问题,慎言崩溃。这是我对自己这些年来议政之言的一种反思。
 
  其实政策与历史,本无绝对错误可言。任何路线,任何政策,总是有利于一部分人,不利于另一部分人,因此也总会有人叫好有人反对。只是利谁害谁,有多数与少数之别而已。问题也只是承受利害者孰多孰少而已。但是,不利多数人,则不利全局;不利长远,则不利根本。所谓错误的政策,无非如此而已。
 
  从历史看,人类总是倾向于犯尽一切错误,才能逐渐找到正确的方向。缺乏经验的统治集团总是趋向于利用权力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直到走向反面,才会有所有改变。在此之前,我们只好等待。
 
  记者:那么您也在等待“戈多”吗?对不起,说句笑话。还是想知道您对当前问题的看法,您认为中国政府近一些年在改革中的主要失误是哪些?
 
  何新:我认为最重大的失误,主要是发生在 2000 年以后,各地政府大规模地快速推进了产权私有化。通过这种改革,国有经济转变为私有经济,国民经济中的若干部门日益演变为被权贵资本家所主导的私有化经济。
 
  问题是,如果真的能出现一个繁荣的私有化经济取代原有不景气的国有经济,能够大规模地吸纳社会上的失业人员,那么这也未尝不是一种解决办法。可惜现在问题并非如此。只是在短短几年之内,许多国有企业被卖光、分光、抢光、偷光!国企体系解体导致严重的社会失业,众多被“买断工龄”的下岗人员沦为失业者,而他们面对的并不是新的出路,而只是绝望。过去,“改革者”们指责公有制是“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懒汉温床,说国有企业中存在严重的隐蔽失业。现在倒好了,是桶崩水泄,连水井都给填掉了,再也不是“隐蔽失业”,而是公开失业。千百万人失去生计,失去基本生活保障,还有不计其数的新生人口正在进入这个人群。许多人没有了饭碗,一家人没有机会,没有前途,没有未来。而导致这一切的根源,就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引导下的一系列错误的经济政策。

叛逆与思考(十) - 何新博客管理员 - 何新网易博客 
在北京天安门接受中外记者采访

  记者: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在向完善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付出的牺牲和代价。
 
  何新:这是一种非常冷血的说法。事实是,中国将会长久地承受由于近年国企大面积破产解体之后所带来的严重失业之痛。与过去所谓“国企低效率”相比,这种长痛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几千万失业人口,加上他们的家属,连带影响的是几亿人,比三十年代西方的大萧条严重。西方市场经济下也有失业,但是没有“失业大军”。事实上,“失业大军”这个名词是令任何西方政府听了都会感到恐怖的一个名词。公然制造失业大军的政策,也是足以让资本主义民主制下的西方任何一届政府垮台的政策。
 
  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有一套社会保障体系,保证失业者不会坠入赤贫绝望之境,防止他们铤而走险,从而避免将社会导入动乱之途。而中国那些鼓动这种“改革”政策的经济学家,真是对历史既无知又胆大!所以我认为,疯狂鼓吹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正在毁灭中国!他们公然鼓吹为了“现代化”和所谓“效率”,不惜“牺牲几代人”!他们是冷血动物,而且惊人地肆无忌。
 
  记者:以你的看法,当前社会中的失业问题,并不是由于国企本身的机制所造成,而是由于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造成的。
 
  何新:在原有的国企体制中,确实存在着低效率和劳动力闲置的问题。但是后一问题,不仅在中国,在西方许多国家的资本主义企业中也同样存在(这一直是困恼欧洲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问题)。这个问题本来并不是恶性的问题,由于局部地区和部门中采纳了来自新自由主义的建议,在完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背景下,试图以激进的“下岗”政策转变“机制”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激化了这个问题,使之变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状态的恶性问题。

叛逆与思考(十) - 何新博客管理员 - 何新网易博客
接受美联社采访

  记者:为什么国有企业的效益这个问题如此难以解决呢?
 
  何新:这个问题我们放到后面再深入讨论。我这里想强调的只是,依照那种新自由主义的药方是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记者:我还要问,为什么?
 
  何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一个致病的理论盲点,这就是它的着眼点是经济增长,而从不将研究重点放在失业问题上。他们认为失业都是“摩擦性失业”,他们认为,在一个理想的市场体系中,失业问题可以通过理想的劳动力供求机制自然地平衡和解决(这纯粹是幻想)。
 
  萨伊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提出,一个社会的生产必将扩展到充分就业,不会发生严重失业现象。如果还有工人失业,那只能是他们自愿放弃工作,即自愿失业。所谓凯恩斯的革命,恰恰是针对这一观点的。凯恩斯经济学中最有意义的一点即在于此。道顿说——
 
  凯恩斯批判那些所谓的“古典”(classical)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将法国经济学家J.B.SAY(1767-1832)的观点--即萨伊法则“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奉为教父,证证所有的失业都是自愿失业。
 
  卢卡斯也指出——
 
  凯恩斯《通货》一开始就断云,均衡理论是无法得到的,失业不能解释成个人选择的结果,以及工资不按照古典理论预计的方式去运动被看成是经济理论之外的因素造成的。(《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第258页,商务版)
 
  作为一个时代最有权威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使一代经济学家摆脱了均衡理论的条条框框。
 
  那些轻率地为政府设计下岗、失业模型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似乎完全不了解“失业”这个词背后的严酷意义,以及这个词对于社会稳定构成的威胁。
 
  道顿指出——
 
  失业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没有工作;二是如果你没有工作,社会会给你钱。
 
  短期失业指的是没有工作,人们常常称之为“临时解雇“。即使是短期失业,也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情,工人们希望终有一天能返回工作岗位。长期失业描述的是一种更悲惨的情形,工人担心他们可能在若干年里都找不到工作,甚至终身都找不到工作。在长期失业的形势下,对大学生来说,毕业就意味着失业,他们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找不到工作。在最坏的情况下,长期失业甚至比在车祸中断了一条腿还痛苦。
 
  不发达国家通常没有建立失业保险制度或社会救济制度。那些没有劳动所得的成人,不得不依靠别的方式生存,如靠亲戚朋友有限的经济资助,甚至可能是找放高利贷的人借款。
 
  在美国和欧洲,你失业,国家会给你钱。但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基础,从长远看,政府根本不可能长期承担为1-2亿失业人口维持基本生活的财政重负。

 叛逆与思考(十) - 何新博客管理员 - 何新网易博客 
在法国国家高等政治学院

  记者:短期失业,经济学中称作“摩擦性失业”。
 
  何新:今天中国社会中的失业,不是所谓“摩擦”性的“自愿失业”,而是凯恩斯所说的“非自愿失业”,是严重的结构性失业。(参阅《凯恩斯选集》第13卷第420-421页)
 
  对几乎所有的人来说,没有工作,就意味着生活失去保障,意味着生活水平下降。如今对国家来说,当务之急是寻求降低失业的有效途径。目前的失业问题不仅困扰着一般意义上的工人,而且也困扰着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
 
  记者:我读过您  2001 年 3  月 8 日 在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上给国务院领导的那封信,您的那封信写得非常直率。
 
  何新:我当时是抱着为民请命的想法写这封信的。我当时不自量力,试图阻遏私有化和下岗的这股潮流。我失败了。我后来的个人际遇与此事不无关系。但是我相信,若干年后人们回顾今天的历史,这封信会成为一个历史性文件。(按:请参看文后附件《何新致朱*基总理的一封信》)
 
  当时我写信时,心中涌动着一股悲怆之情。此前我曾去过黑龙江等一些地区,在许多地方看到政府门口静坐着由于下岗、生活无着而上访请愿的近乎绝望的灰色人群。当时我看到有媒体上披露,有的家庭由于主要劳动力下岗失业而生活绝望,全家集体自杀,包括老人和幼儿,惨不忍睹!我认为这种现象不应该出现在二十一世纪,尤其不应该出现在中国。因此,我带着刺骨锥心之痛写此信,我在心理上是有准备承受打击的。
 
  中国的国有企业维系着亿万人的生存。 1961 年,刘少奇因河南发生饿死人事件去看毛泽东,他当时曾激动地说,“这是要上书(即载入史册)的。”这些年间残酷的私有化下岗所造成的种种社会后果,早晚也是要上书的!
 
  2002 年,我出版了《新国家主义经济学》一书。我在书首列出两种改革思路,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的思路,一种是新国家主义的思路。我写此书,在理论上就是要痛斥新自由主义那一套祸国殃民的改革主张。其实,凡认真看过此书的人都知道,在现实政策上,此书是有针对性的,我写此书实际是要表述一种批判。我批的当然不仅仅是弗里德曼和张五常。

叛逆与思考(十) - 何新博客管理员 - 何新网易博客
在巴黎某政治沙龙

  记者:一些改革派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改现在已到了攻坚的最后阶段,一个十字路口,向前走,就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向后退,就是回到计划经济的死路。
 
  何新:此类理论正是近几年来误国之谈的标本。什么叫完善市场经济?墨西哥算不算?论人口,主要也是白种人,欧洲文化渊源,与美国只是一条线之隔,它的经济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究竟什么叫“完善”的好经济?我认为,只有能安国利民的经济才是“完善”的好经济。否则,乱国害民的经济,祸国殃民的经济,不管可以讲得如何天花乱坠,明智的统治者都应当坚决摒弃之!我从不反对改革。我从来不主张仅从理念、从意识形态角度去评价改革;我认为评价的标准只能是依据事实,依据政策的后果,依据实践。
 
  人们谈论前苏联失败的原因,讲了各种原因。其实我认为根本原因很简单,就是在一小撮知识分子主导下发生了政治意识形态崩溃,这是前苏联解体亡党亡国的最主要原因。强大的苏联帝国,毁灭于少数知识分子主导下的意识形态大崩溃。强大的苏联经济体系也毁之于一小撮经济学家在哈佛制作出来的“500 天计划”。现在人们看到了,这 500 天哈佛私有化计划造成的后果,是使苏联在经济上至少倒退了 50 年。
 
  中国当前确实也处在十字路口。近五年来私有化运动的后果已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广泛层面上逐渐浮现,中国的社会形势、安全形势和国际环境当前都面临严峻的挑战。再往前继续沿这个方向攻关攻下去,我不知道未来会面对什么前景。对当前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和现象,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才能解释,也才能找到恰当的对策。我个人认为,对今天中国隐伏着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之尖锐,作严重估计并不过分。
 
  我认为当前国有制的转制应当立即终止。如果讲德政,这是最大的德政,会大得人心的,尤其会得千万下层人民之心。中国当前的国力是能够解决国企问题的,只看政府想不想解决。

叛逆与思考(十) - 何新博客管理员 - 何新网易博客 
接受美国ABC电视台采访

  记者:您在2000 年3月曾发表过一篇谈《十年后的中国》的采访。您当时曾说,今后的十年对于中国也许是腾飞的十年,也许是一切积累问题总爆发的十年。因为各种不可测的不安定的因素正在积蓄,很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地被引爆出来。现在已经过了五年,您的看法有没有改变?
 
  何新: 2000年3月中新社一位记者来采访我,我向他谈了一些看法。这篇采访后来全文发表在当年第 4 期和第 5 期的《广角镜》上。在这个采访中,我比较系统地反思了那几年“新政”下的经济路线。我当时在文中谈到的问题,是我当时已憋了很久的话。
 
  例如我尖锐地谈到了全民教育和卫生体系被破坏的问题。我说,实施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政策,使毛时代遗留下的全民免费(低费)普及教育及全民卫生体系殆乎完全崩溃。当今全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以致包括中国的台湾地区,都有某种类型的免费义务公立教育和社会福利医疗制度;只有中国的改革方向是使国立学校和医院市场化,使私立学校和医院贵族化,使穷人看不起病,穷人孩子上不起学。现在,中国出现了很多贵族庄园和贵族子弟学校。但是穷人孩子受教育的权利被漠视,竟要靠私人筹款和社会捐资(什么“希望工程”),而原有的国立学校和医院竟变成了可以大赚其钱的市场。
 
  我看过联国教科文组织拍的一些纪录片,我看到,连非洲尼日尔那种世界最穷的国家,其总统还在关注要让每一个穷孩子都能得到受教育的权利,让每一个穷人都得到医疗保障的权利。而中国贫苦群众的这种权利却正在被市场化进程所剥夺,——通过高学费的壁垒,穷人的孩子世世代代将被抛弃!而平民得到医疗卫生救治的基本保障(公费、半公费医疗)也被从根本上破坏了。不要说毛泽东,我相信就是邓公如果活在今天,他也绝不会同意这样干!

 叛逆与思考(十) - 何新博客管理员 - 何新网易博客 
接受日本NHK采访

  记者:您的这个采访,当时是在香港发表的,大陆的许多朋友也许看不到这篇文章。请问您当时这篇谈话的主要思路是什么?
 
  何新:我当时主要谈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首先抨击了当时热得烫人的“新经济”(“知识经济”),我说那是一个“大泡沫”、大骗局,并且断言泡沫即将破灭。
 
  第二,我说当今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并不是强敌外患,而是指导改革的整体思路出了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发展战略有问题,我说中国人不能老是被美国人和西方提供的经济改革模式所诱导,不能老是跟着美国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中国人设置和引导的路子走,那是一系列的圈套,走一步,陷一步!
 
  第三,我说当前中国经济中应当最被政府关注的首要问题,并不是抽象的增长率,而是失业问题,这将是今后将长期困扰国家的问题,也是会直接导致社会发生动乱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使得一切高楼大厦、长桥快路暗然失色,使一切乐观的经济统计失去意义。
 
  我说很奇怪,在全世界都把失业率下降与社会就业率上升,看作关系经济景气评价的最重要数字,但这个数字在中国居然不被列入统计。
 
  第四,我说我认为,近些年搞的税制改革是失败了,因为我们引入了一套基本悖离中国国情的分税体制。这个税收体系是一个十分奇怪的体系,它是一个主要针对生产型企业的高税率制度,任何生产企业按此制度纳税,最终都会逼得破产,所以设法逃避早已成为各类企业不成文的约定。我说中国的税收本来应根据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以低税收鼓励投资发展的体制。但我们丢掉自己原有的低税体系,盲目跟着西方的所谓“规范”制度跑,以重税压得公私企业都抬不起头来。再加上种种不公平待遇,这也正是国企垮台的原因之一。但是其实,当年对这个问题,我研究得还不够,因此并没有谈透彻。
 
叛逆与思考(十) - 何新博客管理员 - 何新网易博客
 接受纽约时报特派员(Tlora Leuis)采访

  记者:那您现在可以深入讲讲。您当时为什么如此关注财税改革问题?
 
  何新:所谓税改,根本是财改,因为税赋是财政的来源。90年代的这次税改给予地方很大的财税独立自主权,各地与中央分灶吃饭,各挣各的钱,有钱吃肥肉,没钱就饿着。实际上,种种地方保护、地方自治、地方割据已经孕育在这种分税改革中了。在此次税改之后,国家对地方财税实施宏观调控的能力大大地被削弱,各地的地方主义大大地得到加强。你看今天的中国,富的城市车水马龙,每年种花养草可以花掉上百个亿;而众多贫穷的地方,不仅教育没钱,公用事业没钱,连基层小公务员的工资都不能如期发放。国家、中央面对如此严重的区域性差距,竟视若无睹,束手无策!
 
  其实办法很简单,国家从富裕地区多征一些消费税、多调一些钱过来,不就可以帮助那些穷地方吗?不是不能办,而是新自由主义“国家少干预”的主张不让中央政府这样办。这种不平衡政策造成的后果,就是中国发生严重的区域性两级分化。穷的地方穷死,富的地方富死。沿海富裕地区与内陆贫困地区的对比是如此强烈,让人简直难以相信这是属于同一个国家。一面是经济发达世界,另一面是极不发达世界。
 
  这些年来,一是国家放任市场自流,不作干预;二是任凭私有化泛滥——这两大问题就是当今中国的万恶之源!
 
  记者:中国目前的区域性差距,的确是比较明显的。
 
  何新:这不是一种必然,而是不良制度和政策所造成的。其实总根子就在这个财税改革里。税改之后,地方保护主义和省区经济割据由此坐大,中央对地方财政控制力削弱,地方苛捐杂税丛生。为了扩大地方税收,每个省争办能给自己创利的产业。比如造汽车赚钱,各地就争先恐后一拥而上造汽车。因为烟草是巨额利润和税收的重要来源,结果各个省争办自己的小烟厂,形成国内烟草市场的恶性竞争。然后为了保护自己的产品市场,对外地产品实施或明或暗的种种关门和封杀政策。正是由于税制改革、分税制的实行,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和层层地方保护,可带来短期利润的生产部门大量重复建设,加剧了中国生产力的过剩。
 
  国家曾多次发起打击假冒伪劣品的“市场规范”运动(所谓“ 3 ·  19 ” )。但是为什么市场上假冒伪劣品愈打愈多?如今几乎是遍地有假,几乎无货不假。哪个超市敢说自己完全没有假货?原因究竟何在?殊不知,各省、各地区对假冒伪劣明打暗保,边打边保,决不打死。对伪冒品生产,许多地方睁眼闭眼,因为它们是地方财税的重要来源,直接关系到地方财政、官员考绩以及官员收入。有些基层乡镇,财税主要来源靠的就是当地的假冒伪劣产业,当地当然要实行对假冒伪劣品生产的保护政策。各种滥罚乱收费等恶政也都由这种新税制而来。
 
  另一方面,沉重税率压死了国企。而对外资企业则给以种种优惠不平等的税收和引资政策,以不公平待遇为民族工业戴上沉重的枷锁。 “仅以增值税为例,西方的发达国家用的是消费型增值税,允许扣除固定资产,而且 16% 的税率已经算得很高,不发达国家使用收入型增值税。而我国使用不允许扣除固定资产的生产型增值税,据说只有少数极不发达国家用这个。我们的税改到底是向西方学习,还是向极不发达的那些国家学习?”由于实行新税制,高达 30% 以上的所得税率,大大超过国内多数产业投资回报率(国内工业一般平均利润率低于 10% )。
 
  (香港所得税税率很低,约 15% ,较为合理而对逃税者施重罚。因此其税制对企业发展及政府财政均有利。美国税率很高,并且累进征收。但由于美国国民经济收入来源主要建立在国际金融产业以及具垄断性的高科技信息产业收入上,这些产业利润本身很高,所以支付高税率并无困难。另一方面,美国税法对企业税收有弹性保护政策。如果企业当年因完税而导致亏损,则第二年可予减免。且政府在各方面为企业提供良好支持及服务,故实行高税并无困难。)
 
  目前的税制与税率的不合理不成熟不完善,是导致产业税负过重,经济不景气的重要原因之一。
 
  记者:也就是说,您认为假冒伪劣等现象的产生实际是源于制度问题?
 
  何新:当然有关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有一个流派叫“新制度学派”。他们的教义,是鼓吹自由私有化市场制度可以导致经济繁荣。其实私有制度哪里是什么“新制度”?自从亚当夏娃以来,几千年全世界一直实行着私有制,这是历史上最最陈旧的制度。全部私有制的历史,无非就是人类几千年互相争斗残杀的血腥史。真正的新制度学派是经济学中的马克思学派,是马克思的生产关系革命论。马克思经济学,才是真正的制度革新经济学!
 
  近年来的私有化、自由化势必导致尖锐社会矛盾。因为富可敌国的一个新阶级已经兴起,而且正在积极谋求对于政治的主导权。官员阶层中许多人也沦为为大款爷们操刀执印的“服务者”。腐败之所以深入政治结构的骨髓深部,根源就在于此。自由派说什么只有“民主化”才能根除腐败问题,纯粹是胡扯!国家再放任不管,越民主越腐败!不要忘记,当年那个民主的古希腊,就是毁在彻底的政治腐败手里。
 
  的确,腐败正在导致社会政治组织和控制系统的瓦解,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则正在涣散着人心。前景非常危险!
 
叛逆与思考(十) - 何新博客管理员 - 何新网易博客 
台湾林峰采访何新(在书房中)

  记者:您是一直反对对国企转制和实施下岗政策的。但是,国企现状如此,不改革恐怕还是不行。否则,如何解决国企低效益呢?
 
  何新:某些国企,确实存在着产业组织形式落后的问题。但根本上,并不是这个问题。这个所谓国企低效的问题,在根本上就是一个假问题。
 
  有一个著名的希腊诡辩命题。要是有人问你:“你现在还打不打你的父亲?”你怎么回答?“打”,还是“不打”?这个命题的恶意是预先设定的,问题被建立在一个虚假前提上——你曾经打过你的父亲!关于如何解决国企低效益的问题,实际也正是这样一个假问题。新制度学派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在作一种误导,就是说似乎只有国企有问题,那些更加落后的私企、民企,难道就没有自身的组织、管理的落后问题吗?就没有低效益问题吗?就没有破产问题吗?我就不信中国私企中那种封建家族式管理组织,居然比国企中的党委领导制更先进、更科学、更现代!美国近年连续破产的一系列大型企业,包括安然、美国航空等,它们不是被中国经济学家认为正是“产权明晰”、“机制良好”的“现代企业制度”吗?为什么也一个接一个地也破产了呢?
 
  我认为,导致 80 年代以来国企大面积生存困难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计划体制下的供求链打破后国企原有的市场流通链条的破坏;二是支援企业从事远期运作的资金周转的金融链条被政府的“断血断奶”政策强制切断了。所以国企体系是被经济学家们的馊主意谋杀的。过去说国企效率低,实际上,中国过去的所谓的“三铁”,即由企业自身承担的社会保障,恐怕远没有像现在这样把一切善后问题都甩给社会,给国家财政造成的负担沉重吧!
 
  记者:我理解您的意思。反思,也就是说,您认为应当对近五年来的进程进行反思。
 
  何新:不是五年。我认为,今天应当反思二十年改革所已走过的路,应当肯定那些成果和成就,同时修正那些错误和失误。不能沿着错误的方向“攻坚”到底,中国不能走美国资本主义的路,中国也不应该产生摩根、洛克菲勒、盖茨那种大资本家、大富豪。这话其实是邓小平讲的!邓小平在  1983 年 9 月  24 日 曾说,“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中国的经济资源、国民经济的主体必须牢固地掌控在国家手中。有人攻击我一直是阻碍中国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和自由民主化浪潮的“千古罪人”。我不否认,我一直是反对针对国企的大规模产权改革和失业政策的。但这究竟对国家民族的功劳还是罪过,那就任由后人去评说。
 
  1989 年 8 月,我曾去家中拜访胡绳同志。记得当时谈及时事,胡老有一句话震撼了我。他很感慨地对我说,“我此生生于忧患,希望晚年不会死于动荡。”这句话我一直忘不了。没想到,一晃已快二十年,现在我也过了知天命之年。胡老毕竟是幸运的,他走时还是一个太平之世。拿破仑曾说,“大炮毁灭了封建制度,墨水正在毁灭现代社会。”某些摇唇鼓舌的经济学家们也会毁掉改革、搞垮中国。继续按他们鼓吹的那种方向把改革“深化”下去,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所将面对的未来究竟是什么局面真的很难说啊!
 
附录: 
2001年3月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期间 
何新致朱*基总理的一封信和一篇形势分析
 何新附记:
 
  下面这封信及书面发言,均写于2001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上。信与文件都在当天即送报到最高层。
 
  当时之所以感到有必要讲话,是因我认为当时已经推行数年的所谓“转制下岗”政策不过是又一版本的休克疗法,继续搞下去,后果会不堪设想。此信及文章送上后,似激怒了一些人。不久,原政协主席派某副秘书长与作者谈话,微示上峰不满,又云为照顾我“身体”,并因机构改革,建议安排提前退休。因彼云只是征求我意见,故我当时对之未置可否。
 
  但是在这一年夏季,我又出版了一部更系统尖锐地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和政策的书,即《思考》第二卷《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此书出版后亦于当年十月间送报了各方面。
 
  上述信件及发言均是通过正式渠道上报的,因此官方有纪录。
 
  人们会注意到,2002年以后,改制下岗政策终于被收敛,失业问题以及社会保障问题也终于得到了中央高度重视。虽然难以知道调整决策的具体过程,但在国内经济学界,这一组信件及文论应是较早面对面地向高层揭露了休克疗法的严重后果,并击破了支持这种政策的统计和理论根据。
 
  现在,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披露以上事实,可以使未来的史家了解有关的政策争论以及这一段真实的历史,也有助于读者理解笔者当时所以写此信、此文和此书的用意。
 
  故此将两年前的这封原信及那篇经济形势分析,刊布如下。
 
尊敬的朱*基总理:
 
  拜读您的工作报告,并当面聆听了您在我们(经济农业)小组会上的讲话。您在讲话中驳斥,有人批评目前的财政是“赤字财政“等问题。去年我在提交九届三次会议的书面发言以及接受记者的采访谈话中,揭露了中国股市中大庄圈钱的黑幕,指出失业问题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批评了依靠赤字及债务促进发展的政策难为后继。虽然对我去年的书面发言,政协简报组未予印发,但会后我已将其送报中央常委各领导同志。这些批评意见,我至今仍未改变。
 
  观察近一年来的形势,我认为,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深层问题仍未得到解决。部分地方工农群众由于生活困苦失业而闹事现象不断,(我个人在黑、吉、辽、晋、冀、豫、皖、川的一些地区即遭遇多次)在中心城市表面的灯红酒绿的繁荣景象之后,掩盖着社会不安定的隐忧。
 
  当前中国社会内部的尖锐两极分化,不仅表现在社会内部的贫富巨大鸿沟上,也体现在少数中心城市(京、沪、深、广等)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区域的巨大经济断裂与鸿沟上。
 
  读您的报告后,感到报告的执笔人抽象地谈结构,却忽视了以上两种根本性的结构差异(即贫富结构失衡及区域结构失衡)。报告中抽象地谈加快发展与增长,却忽视了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而不是抽象的经济要素或数字(包括科技问题)。而当今人民特别是下层人民究竟生活得如何?他们的情绪如何?这个问题值得关注。在“封建“时代,路有喘牛,宰相不安。(见《汉书》丙吉传)当今天下汹汹,而如何仍能认为形势大好?贾谊《论治安疏》说:
 
  “臣窃谓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泣者二,可为长太息者三,其他背理而伤情者,难遍以疏举。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莫也!曰安曰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而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处之积薪之下,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时势,何以异此?”
 
  我个人认为,在当今表面的歌舞升平、高楼快路之后隐伏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危机,而其根源在于国民经济的运行不良。当今国民经济的首要问题并非结构问题——结构问题早已存在,甚至可能永远都会存在,它不应该被作为一个解释一切问题的垃圾篓。当今真正的大问题,是国家社会能否保持持久稳定?会不会发生动荡以至动乱?而这就涉及当前国务院一系列具体政策及方针的问题(如大力鼓励私有化,大规模推行失业下岗政策等)。我认为正是由于您主持下的一系列政策失误(如解散国企,如“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导致了当前严重的社会问题。
 
  对于您个人的崇颂之声,近年在海内外传媒上,您听到的应已很多。但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认为自己有必要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原则,坦陈我个人的以上一些不同意见。
 
  毁誉无常,历史则是客观存在。政治家总是要对历史负责的!我真希望形势并非如我所言那样消极,而我的上述看法都是极端荒谬错误的。那将是国家之大幸!人民之大幸!而我个人则情愿以言邀罪,成为千古罪人。
 
  您来经济组听取委员意见之前,小组秘书曾问我是否想要发言。我想讲话。但我认为如果在会上公开陈述我以上的个人意见,必会酿成海内外新闻事件,于国家不利。因此谨以书面形式将我的以上不成熟意见向您、并向中央呈报。
 
  又及:我窃以为,您的公子如大有为,似可委之为中国石化或中国证券的领导,可在国内领取高薪,所谓内举不避亲。但作为国家首相之子,似不宜作为外国在华区域的利益代理人,尤不宜担任美国巨型跨国公司(如高盛财团)享持高薪的在华督办或业务主管,这是会招致物议和令人想入非非的。此或会有损您持政“清廉”的政声和清望。
 
诚惶诚恐,不知所云。敬颂 
政祺!(后附一文仅供参考) 
何     新     
2001年3月8日
 
附:论股市泡沫、统计失真与下岗问题
 
  ——2001年3月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期间何新书面发言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讲一点真话。当前国家的真实形势是:
 
  1. 国家在近年内可能由于失业问题爆发中型较严重的社会动乱;
 
  2. 香港近期可能发生第二次金融危机。
 
  一
 
  对于经济统计数字究竟应如何看?我认为其他数字意义不大。目前国内形势中最大、最险恶的问题是国企破产,职工下岗,即大规模失业的发生。在当前,谈国民经济的增长率如果不与职工的社会就业率、失业率联系在一起考察,是毫无意义而且会严重误导决策的。换句话说,如果经济的增长率不伴随着就业率的上升,就不是真的存在经济增长,实质还是在衰退!就业率及失业率,始终是世界各国评估经济景气的最重要数据之一。(奇怪的是,这个数字在中国例年的经济统计中竟完全被忽略。)
 
  近年来,中国的年失业率真实数字是统计不出的。但触目所及,几乎已遍及千家万户和所有的企业。在城市适龄就业人口中,无固定或稳定职业的失业、半失业人口可能高达20%-30%!由于政府所谓“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政策,失业率仍在高速上升。有必要指出,近年我国失业增长速度之快,在世界经济史上应该说甚为罕见。这些数字之规模及其潜伏的社会危险,已使得一切其他统计数字失去意义。城乡失业率的升降乃是观察当前社会形势的一项决定性尺度;实际上,也一直是世界各国借以观察经济景气的普遍尺度。
 
  值得深思的是,香港失业率(即“人员下岗”)每上升千分之一个点,社会及舆论就会大吵大叫,指责特区政府无能。而我国国内失业率目前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香港报章却在鼓掌叫好,大声喝彩,鼓吹说这是体制改革的伟大成功,而且下岗失业愈多,改革成功愈大。这究竟是为什么?
 
  希望本届政府在观察形势、描述形势时,密切注意城乡失业、待业、无业人口的剧增这一问题。这个问题不能通过所谓“下岗救助“小额拨款来解决。就业机会关系着几代人的生存机会、发展前途、身家性命,关系着社会稳定和国家前途!如在本届政府任期的今后三年内,政府不把解决这个问题放在工作首位,甚至不考虑将这个问题放到政府的视野之内,那就是对社会、对人民、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我担心,也许有一天,了无生计、不敷温饱的失业、无业人口会走上街头,酿成变乱!(这种小规模变乱,作为一种信号和预演,在若干中小城市,近年已层出不穷)。
 
  二
 
  一些国企的崩溃性瓦解不是机制问题,不是结构问题,而是被有意识纵容鼓励的私有化政策一步步推入困境的。它与近年国家投资结构及政策的变化,与股市泡沫经济的勃起,具有直接的关系。
 
  由于股票市场的出现及交易额的日益增大,中国国内投资形态发生根本变化。在1994年以前,政府投资为主,资金通过国家及地方政府财政拨款,通过银行投向市场。在1995年后,财政投资日益减少,大量资金转入股市。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制造了股市万能论的神话,导致中国虚拟经济的兴起,枯渴了国家的金融资源,预伏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的种子。
 
  大量资金被导入股市,由此转入消费领域,退出投资领域。大量资金积蓄在不从事生产活动的股市投机者手中,股票虚拟经济愈膨胀,用于兴业投资的实体经济即愈萎缩。股市现在已成为国内资本分配的主要方式。股市是金融大资本游戏竞争和掠食吞噬小投资者的最佳场所,股票市场导致中国投资结构的失序与失衡,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究竟如何看待股市?我认为当今股市的本质,实质上乃是大户和机构的一种“圈钱”活动。在股市中,大户作庄,圈小民百姓(散户)的钱。在股市中,机会从来不是均等的,少数大户所获取的巨额利润完全建立在掠取小户资金的基础上。股市投机已成为资本间竞争、加剧两极分化和形成大资本垄断的最佳手段。
 
  股市游戏建立于一个虚妄的神话上,即理性投资者总会要把钱投放在经济效益最高的股票上(萨缪尔森)。这完全是欺人之谈!真实的现实是,大庄家注入资金,将其投放到盘子较小,最有利于炒作的股票上。这种股票乃是最有利于庄家获利圈钱的股票,而与该企业的真实效益毫无关系。这种大庄家注入大笔资金的股票,增长最快,吸引散户游资也最多,一旦庄家获利回吐后,小户股民即被贬值股票套牢,结果是,大鱼吃小鱼,大资金吞噬掉小资金。这就是股市中的真实逻辑。获利最大的股票即庄家与散户投钱最多的股票,与发行股票的企业本身效益毫无关系。中国股市如此,香港股市如此,美国股市也如此。中国国企的瓦解,是国内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竞争失败的必然结果!资金的困竭与市场封杀,高税率的压榨,加速促成了这一衰变。
 
  自90年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国际金融市场中发生的金融突袭和掠夺,已逐渐取代产业及市场利润的竞争,而成为20世纪后期以来国际间资本竞争和兼并的主要形态。
 
  日本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投资于亚洲产业的资本形态严重受损,几乎丢得精光;但在美国金融市场投资的证券及股票等金融资本则大获其利。正是日本金融与美英金融资本之间这种新的共生利益,压制了其产业竞争的矛盾面,并且主导了日美政治联盟在近十年来的加强。日本国内产业衰退,但金融业的地位则在上升。英国国内制造业已近消亡,但由于其金融资本与美国资本紧密结合,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实施金融突袭和掠取成功,其经济实力现已压倒仍以传统产业为资本主导形态的法国,并且即将超过德国而上升为欧洲第一位的经济强国。90年代一系列国际金融危机表明,金融掠取已发展成20世纪末以来国际资本竞争和兼并的主要新形态。此也是“新兴(第三)产业论”、“知识经济论”的真正涵义之所在。
 
  由于政府近年对股市采取放任不管的自由主义政策,中国股市中私人垄断资本集中速度之快也已达到惊人程度。近十年来,中国股市上现已形成巨无霸式的私人资本巨鳄。据我的不确切估计,在1000名左右的股市巨鳄手中持有着10,000亿以上的巨额金融资产。每一次股市高潮,即是一场疯狂的巨鳄吞金运动。当潮退后,那些可怜的散户股民象被潮水抛弃的鱼一样,握着贬值的股票被搁浅在沙滩上无奈地等待着下一次新潮。香港股市则一直是英、美、日、华资本巨鳄圈本地中小华商、中资机构及散户钱的猎金场所。
 
  在第一次金融危机之前,地产股成为国际巨鳄们炒作的大好题材。现在国际大鳄正在悄悄潜回香港。高科技股和网络股取代了90年代中期的房地产证券,成为炒作对象。所谓高科技股,并不是“高科技”,与高科技并无实质关系。风险投资,纳斯达克指数为什么被高炒?因为这些新兴股票盘子小,便于炒作,有虚拟的概念性。一旦巨鳄们获利回吐,将资金撤出香港,则香港必会发生大的金融动荡,从而导致第二次金融危机。这场危机已不太远。
 
  决定自由市场中竞争成败的根本因素,不是效益,而是累积资本的实力和规模。谁的资本雄厚,谁垄断控制了市场,谁就在竞争中具有绝对优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是按资本数量实行分配,这一点在股票市场的利润分配中是最明显的。所谓按公平和效益分配,只是一种虚幻的欺人之谈。(高科技竞争和人才竞争,在本质上也服从上述规律,因为资本规模的大小已决定了在高科技及人才资源竞争中谁占据有优势主导的地位。)
 
  三
 
  中国资本市场目前深陷困境。一方面是资本过剩,银行钱贷不出去;另一方面是资金稀缺,表现为企业流动资金困难,众多下层人民生活贫困化,政府财政资金紧张(因此出现了通货紧缩及产品过剩)。由于资金稀缺,尽管表面上银行利率已调低,但黑市上的利率则日渐高企(地下钱庄业的勃兴反映了这一现实),各种代金券及实物交易等非货币流通手段亦相应而生。
 
  解散及私有化国有企业的主要论据,是国有企业的效益低,有亏损,需要财政补贴;而私营企业的效益高,可以不要政府补贴。这种论点是站不住的。大型企业的运营困难以至破产,与产权形态无关。在股份制下,私有制下,以及“现代企业制度“下,国外同样发生大企业的倒闭,如韩国大宇集团、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日本兴业银行等。大型企业由于资本构成大,结构调整难,资金周转不易,在市场结构变化及遭遇危机时陷入困境是常见情况,并不因其是“现代企业制度”或“股份制”或“私有制”形态而可以避免危机。
 
  在1994-1995年前,中国国有企业虽已遭遇困难,但尚未大面积崩溃。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经历了大面积陷入困境以及崩溃性瓦解的进程。由此爆发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同时并发极其严重的社会危机和不稳定,使国家形势陷入动荡。其原因,不是国有企业的“机制”不良,而是政策不良,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影响下的现行金融投资政策。
 
  将工人驱赶下岗,使企业私有化,表面上似乎改善了效益;实际上是将国有(社会)资产廉价地赠送给私人(老板及管理者),同时把失业者抛向社会,制造了社会不稳定的祸乱之源。中国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制度本来正是一个强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系统,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它有缺陷,应当改善。但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谓“企业只应企业化,不应管职工养老、职工社会福利、医疗保险、托幼儿教育”等主张的抨击下,这一系统被摧毁了。巨大的负担转移到国家和地方财政身上,这本身又是国家和地方所承受不起的。
 
  由于模仿西方的分税制改革,以高税负扼杀了企业生机。近年来,中国产业的平均利润率一般在10%以下,但各项税率总和约占销售额的40%,甚至更高,加上银行年利率即高达50%。以这种高税负与平均利率相比较即可看出,任何生产型企业若不逃税则注定应倒闭关门。正是这种高税负的政策,在许多地区(例如浙江温州)导致众多企业为避税而外逃。政府目前应付失业问题所支付的巨额社会保险金是纯粹消费性的(而过去给企业的补贴则是作为生产投资),其总额及社会代价较之过去给企业的补贴要重得多。我们似乎正在一步步地重蹈东欧及俄罗斯陷入社会危机的覆辙。
 
  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这一套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改革方案,通过其在中国的利益代表人推荐给中国决策者,目的不仅是为了摧毁中国的国民经济,而且是为了搞垮中国的社会制度,使之最终陷入分裂和动乱。
 
  希望政府对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一整套经济改革建议有所警觉。希望在东欧及俄罗斯已彻底失败的“休克疗法”在我国不会以“结构改革”的名义而得到一种新版本的惨痛重演!

(2001年3月8日写)
  评论这张
 
阅读(3451)| 评论(3)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