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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与思考(九)  

2016-04-24 23:52:4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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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与思考(九)
议横食货
叛逆与思考(九) - 何新博客管理员 - 何新网易博客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经济学的?
 
  何新:七十年代,1974年前后。
 
  记者:那么,当时您用的教科书仍然是苏联体系的“政治经济学”。
 
  何新:是的。起初我读国内一些学者编写的《政治经济学》,后来又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是,我发现那一套东西究竟在讲什么我无论如何也搞不懂,远远脱离经济现实。可以说,这类书我从来没有读得懂,就象我后来也读不懂马歇尔、萨缪尔森的那套玩意儿一样。
 
  记者:怎么会读不懂
 
  何新:读不懂,不是说我读不懂那种书上的文字。问题在于你尽管读了那种书,你会发现你仍然搞不懂社会现实中的经济现象。你会发现书上的理论和人们的经济活动现实是两张皮,贴不到一起。
 
  当然,起初我不敢认为书上的那些理论是扯淡,而只怪自己水平低。因此就想更多地读些书,弄懂现实中的经济究竟是怎样运行的,这样就愈读愈多。有比较而后有鉴别,头脑就渐渐清晰起来。
 
  记者:请问,您是如何从事经济学研究的?
 
  何新:我对经济学的研究,经历过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70年代。那时我的导师是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王亚南译),以及恩格斯和考茨基作为《资本论》第4卷编纂的三册《剩余价值理论》,当时我读过的引我入门的启蒙读物还有几种《政治经济学概论》之类。
 
  第二阶段是在80年代初期。那时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的一系列手稿(1844年手稿,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1863-1867年手稿)以及马克思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笔记的中译本在国内陆续得到全文出版。我用了许多年时间,反复认真系统地研读了马克思这几部作为《资本论》手稿的未完成著作。
 
  我们知道整个《资本论》实际都是马克思的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现在形态的《资本论》第二卷(关于资本流通)、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史》都是在马克思去世后由别人整理编纂的。因此,我认为马克思的这一批生前未出版的原始手稿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比已出版的《资本论》更为重要的著作。极为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第二版《马恩全集》第30卷、第32卷译文与《全集》第一版有极其重大的不同,可惜目前新版尚未全部出齐。
 
  但是,马克思过于偏爱黑格尔式的“叙述方法”,他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许多重要规律的表述是晦涩的、绕圈子的,因此与黑格尔一样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理论迷宫。熊彼特认为,“马克思是那么一个罗罗嗦嗦和说了又说的作家,而他的理论著作除了《资本论》第一卷之外,又反映了他在论证上所处的那么一种未完成的状态,所以不可能有丝毫信心地指出,哪些东西是最重要的。任何一个想要对马克思稍稍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必须定下心来仔细阅读整个的《资本论》三卷和《剩余价值学说》三卷。”(《经济分析史》第二卷,商务版)
 
  只有少数人真正读得懂他,这其中有列宁。而列宁则在《哲学笔记》中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笔记》第151页,1993年新版)实际上就我所读过的苏联与中国的所有《政治经济学》而言,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我认为没有一本书正确地理解和解释了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学思想。
 
  要注意,庸俗经济学我认为有两种,一种是庸俗解释斯密的,一种是庸俗解释马克思的。改革前那种政治经济学就可以被称作马克思主义一派的庸俗经济学。
 
  第三阶段是在80年代中后期。这个时期我开始研究和阅读有关西方现代宏观及微观经济学的著作,包括来自各个方面(正统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现当代经济学的评论和批评。这期间我研读过的书包括萨缪尔森、萨伊、马歇尔、凯恩斯、熊彼特、琼斯、斯拉法、哈罗德等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的代表性著作。
 
  在这个时期我也曾考虑过作为一种中性的、超意识形态、超越集团利益(包括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的纯形式经济学(formal economic)存在的可能性这一问题,最终我发现它不可能。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为了研究经济学的思想史,我发现并研究了与斯密的自由主义理论一直持反论的李斯特主义。我注意到这一派经济学对德国、美国等后进国家在19世纪晚期的崛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如《国富论》是英国首相威廉·庇特的手边书一样,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手边书是李斯特的书。这是一种引导美国和德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的具有极大政策实用意义(近代关税理论的奠基者)的经济学。但是,我同时惊讶地注意到,李斯特学说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属于被有意抹杀和遗忘的一族。在德国,李斯特被看作一位民族英雄;但在英、美主流学派的经济史中,李斯特是一个被封杀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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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新会见宫泽喜一首相
  记者:你认为经济学家李斯特是德国的民族英雄?
 
  何新:20世纪西方最杰出的经济史学家约·熊彼特在其名著《经济分析史》中称李斯特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是“德意志的民族英雄”——
 
  弗里德希·李斯特(1789-1846)在他本国同胞的看法上和感情上都处于一种伟大的地位。这是因为他成功地说服了德国各州建立关税同盟,而这正是德国国家统一的萌芽。这种同盟对德国意味着什么,是不能被那些幸运的国家的人民所理解的。因为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国家生存的权利和国家的野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李斯特象所有那些从事漫长的艰苦斗争从而名垂史册的人们一样,是一个民族英雄。即使作为科学经济学家,李斯特也具有伟大的因素之一,即关于国家形势的伟大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本身虽不是科学成就,却是取得某种科学成就(在我们自己的时代)的先决条件。(《经济分析史》2-195页,1960商务版)
 
  熊彼特的祖国是奥地利,他是作为一个德语民族的学者而讲了这样赞颂的话。他所说的“那幸运的国家”就是指英、美、法国。但是,在英美多种主流经济学者撰写的经济学说史中却根本找不到李斯特的名字,就好象这个人在历史上没有存在过。毫无疑问,英美政治家不希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知道李斯特的名字,更不希望人们研究他的理论,尤其害怕这些国家采纳李斯特所建议实施的民族主义产业政策。
 
  但另一方面,我却惊讶地发现,在沥除了空想主义、平均主义的成分之后,30年代苏联和50年代中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作为一种民族工业的催生和保护体制,与重商主义、李斯特主义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工业体制,同时与德国、美国19世纪的民族工业保护体制,具有惊人的历史相似之点。换句话说,20世纪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除了通常被指责的“空想主义”以外,还另具有一种现实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及必然性。这种现实性,正是苏联、中国能够实施快速的工业化革命并取得惊人成功的原因。正是在这一新认识的基础上,我形成了我的新国家主义经济观!
 
  第四阶段是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在这个阶段我深深地卷入了围绕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关于国家现实经济方针政策的研究和政策辩论。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发表属于我个人的一些独特的经济观点。1987-1988年,我是当时国内最早在专业报刊(经济学周报)上公开撰文挑战“休克疗法”,指出赵某些智囊们提出的激进改革方案会引发恶性通胀和社会动荡的知识分子。我也是最早提出“诸侯经济”和当代黑社会的存在这个问题的人。正因为如此,这些批评引起了包括邓小平、陈云也包括赵紫阳的注意。这些观点后来收入到《何新政治经济论集》、《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新战略论》等书中。
 
  这就是我研究和思考经济问题的大致过程。
 
  记者:尽管您出版了许多关于经济政治问题的著作,尽管人们知道你关于经济问题的一些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高层决策。但是,学术界仍然很难承认您是正宗的经济学家(不仅因为您师出无门),也有人始终怀疑您对于经济问题发表议论的资格。
 
  何新:(笑)应该说这是一种学术霸权。但是,霸不成。他们有言论自由,我也有言论自由。我不会介意一些人承认不承认,我追求的是另一种承认——被历史所承认。
 
  资格就是一种限制,各种专业、行业之间都有一种俱乐部(行会)式的组织,存在着一些圈内人制订的游戏规则,突破了这种游戏规则的闯入者总是不受欢迎的。熊彼特曾说过一句名言,他指出,“所有的时代都提供了令人发笑的例事,说明科学界是如何反对标新立异者的。”(《经济分析史》1-130,商务版)
 
  其实我本来也无意闯入。然而,经济理论问题太重大了!它并不是一种职业或游戏,它关系到国家的宏观决策,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生计与安全。1988年以前我从来没有就经济问题发表过言论。但是当一些智囊们提出高速通货膨胀无害论,提出关于全面推进私有化的改革方案,以及抛出了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的时候,我开始怀疑引导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方向发生了问题,我意识到国家可能终将面临由于经济秩序崩溃而陷入的动乱和分裂,因此我不得不发表我的经济观点和批评。我的批评引起了反弹,反弹又引发了辩论,于是一发而不可收。我只是这样才闯入了某些专业人士所设置和试图加以垄断的经济学这块领域的。最大的一场辩论发生在1990年底,就是《人民日报》以头版要闻及三版半的地位全文发表了我与日本S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及政治问题的长篇谈话录之后,这篇文章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回应。(见文后附录)
 
  记者:您刚才谈到1990年围绕你的经济观点而发生的一场大辩论,我在1990年也曾读过你与日本教授的那篇谈话录。这个谈话录当时在海内外不仅产生了轰动,而且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将这篇谈话录引发的轰动效应称作“何新旋风”。人民日报是党报,在第一版显要位置,以三版半的篇幅,发表这样一篇谈话录,是十分不寻常的。
 
  何新:其实,人民日报决定发表此文前我曾向编辑部建议,为避免此文造成过大的轰动,希望将此文分为若干篇,采取连载的形式陆续发出。但是高狄社长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就是要轰动一下。结果,一次性全文刊出了,也果然造成了巨大的轰动,把我放到了火上去烤(笑)。
 
  记者:现在已时隔多年,你可以谈谈关于这篇文章发表的整个背景情况吗?
 
  何新:矢吹晋是日本的一位知名中国问题专家,1990年来中国访问,一位日本友人介绍我和他认识。矢吹晋不懂中文,当时为我们的交谈担任翻译的是日本共同通讯社驻华记者部的一位负责人。在矢吹晋下榻的北京长富宫酒店咖啡座中,我们就当时中国的内外形势以及国际经济政治问题进行了一次深入交谈。
 
  记者:你的谈话录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矢吹晋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他称这个谈话录是伪造的,他甚至否认发生过这样一次谈话。
 
  何新:(笑)那天谈话在现场的包括我带的记录人,还有担任翻译的共同社记者,一共有四个人。证据是很强的。
 
  记者:那么他为什么要否认?
 
  何新:这里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这个谈话发表后对矢先生的处境造成了不利。他在与我交谈时,尽管总是他提出问题我回答,但他常常处在一种很被动的地位,因为我对一些问题的见解非常出乎他的意料,使他感到很震惊,经常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只能惊讶地说“哦”。(与我交谈过的许多西方记者,包括一些极著名的记者,都曾遭遇过这种情况。)他不可能接受我的观点,但对我的论点又难以作出强有力的现场反驳。而他在日本是一位颇有地位和名气的右翼学者,又是中国问题专家,所以这个谈话录发表后对他很不利。据说在这个谈话录发表之后,他一度甚至受到面临在大学中被解职的压力。要知道,在日本学术界,右翼民族主义的力量一直是非常强大的主流。对由于这个谈话录的发表而给矢吹晋先生造成的困难,我个人一直深感遗憾。
 
  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这个被发表的谈话录,确实经过我的加工和修整。因为这个谈话记录不是录音记录,而是根据当时我的工作人员现场作的不完整的笔录,事后我作了重大的补充和修订。当然,我作修订的原则是,对对方的提问和观点,尽量保持原貌,只对我的回答作补充和修整。
 
  记者:我认为这件事你处理得不妥。不管对方观点如何,你不该不经他同意而公开发表一个不忠实的记录。
 
  何新:如果我真的是这样做,那么我的做法当然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这里有一个误会。失误点是发生在新闻单位对这篇文件的处理上。
 
  矢吹晋在与我交谈时所提出的关于中国形势及改革的一些问题,是当时带有某种普遍性的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我当时已形成比较系统的一系列崭新的思路和想法。因此在这次交谈之后,我认为有必要将这个谈话录立即整理出来。整理出来以后,我立即将它直接送报给了中央最高层邓小平、陈云、江总书记、李鹏总理、王震、丁关根等领导同志。这个谈话录我最初并未考虑要公开发表。但是这个谈话录在内部流传开来,先是《北京周报》的负责人耿先生找我约稿,接着《人民日报》高狄社长也派理论部主任孙友仁找我约稿。他们索取这个谈话录看后,都希望发表。我对他们说,这个记录已不是原始记录,希望发表时不要使用“矢吹晋”的原名,而改称不定格的“S教授”。人民日报采纳了我的意见;但《北京周报》编辑部认为,有真实对话者对外宣传会更有力,因此没有采纳我的意见,也未特别告知我,就直接以“与矢吹晋的谈话录”为题迅速地译成七十多国文字予以全文发表。由于《北京周报》也有日文版,所以这个“谈话录”发表后立即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随之引起了矢吹晋先生强烈的抗议。而港台一些媒体则趁势鼓噪起哄,对我进行从人身攻击到观点批驳的强大声讨,引发了一场席卷海外传媒的喧然大波。
 
  记者:当时海外媒体确实曾爆妙此事,对你的舆论压力应该是很大的。你当时感受如何?
 
  何新:当时有人可能希望可以借此风波一下子把我搞臭、搞垮。但我只是觉得颇为好笑,有看热闹之感。冷眼看他们如何借题发挥,大炒特炒。多年来,看我在海外的一些对手,我总感觉他们有些弱智,他们竟认为我会犯象那样低级的错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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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新接受未来学家托夫勒采访

  记者:现在已过去了10年。如果你重读这个谈话录,你对它评价如何?
 
  何新:我惊讶当时交谈中曾谈到的一些问题,现在居然仍未过时。
 
  记者:重读一遍,确实还是很有意思。
 
  何新:请注意,在国内外当时所有的经济文献中,我的这篇东西是第一次指出中国经济中存在由于生产能力过剩而导致的经济危机。这是破天荒的!要理解这一观点在当时所造成的冲击力,应该考虑当时存在的以一些背景情况——
 
  第一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直认为“生产过剩”是一个过时的、无意义的概念,应该予以丢弃。(他们试图用“短期波动”置换这个概念)
 
  第二,当时国内正流行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认为中国经济形态属于“短缺经济类型”。
 
  第三,当时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讲,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也就是供给不足。
 
  第四,传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一直认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经济目标就是必须无限地发展生产力。(毛泽东讲过很多次)
 
  第五,关于以过剩产品向海外市场积极输出这一建议,与当时国务院得到的来自美国经济学家的建议正好相反。当时一些美国专家认为中国发生通货膨胀是由于供给不足,因此建议中国政府囤积物资、提高存款利率,防止民间储蓄老虎出笼冲击市场。
 
  中国早期经济政策,自在计划经济时代到90年代初期,一直具有经济学中“供给学派”的天然影响,即相信生产力的无限发展会自然带来无限的需求(萨伊定律)。而自我提出“生产过剩”问题,也就随之引出了实施“需求管理”的问题。所以其他不谈,这篇谈话录中仅仅提出这种新观点,就已足以产生巨大的冲击波以及必然会引起强烈的反弹。
 
  还有文中谈到的关于下岗的问题,在今天已经成为全国范围的当前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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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与法国记者索尔曼

  记者:现在,关于中国经济中存在着严重的生产力过剩以及需求不足,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
 
  何新:但当年这篇谈话录最初发表时,多少经济学人愤怒地指斥我这一观点是荒谬和无知呵!因此对我的观点,有的后来被听进去了,有些就没有被听进去。
 
  记者:你现在对中国经济还是这种观点吗?
 
  何新:不。我认为我们已必须面对新的现实。毕竟已经隔了十年,中国的现实,当代世界的现实,都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面对WTO,面对“全球化”,面对国有体制可能逐渐加速被消解、溶化于国际资本和私人资本的进程,更进一步说,面对中国可能最终再度陷入由这一经济进程所引发的社会动荡,我认为必须进行更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思考。我想知道的答案是——中国究竟会向何处去?世界会向何处去?
 
  近几年来,我再度向中央就经济问题多次进言,提出我个人的独立见解、批评和意见。我认为当代有责任感的经济学家,有责任也有必要重新反思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和关于经济改革的指导理论。
 
  记者:你对经济形势问题的看法,是否看负面的东西太多?因此而难以被人们普遍认同。
 
  何新:可能是。我个人的悲剧也在于此。古希腊智慧女神密纳发的象征不是一只吉祥鸟,不是喜鹊,而是一只猫头鹰。这个象征是意味深长的。而黑格尔说,密纳发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到来时才会起飞。
 
  我们所面对的是21世纪。回顾20世纪的整个历史,在前90年,我们看到的是全球性的世界革命;在后10年,我们看到的是全球性的“反”革命,即回归于以西方为中心的新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运动。历史使人发笑。每一代人都会具有一种自我永恒的幻觉,50年前斯大林主义对世界说我们必胜,现在是小布什一类说我们必胜。其实这两种喧嚣都不是上帝,都不过是历史之流行进中产生的虚幻的政治意识形态泡沫。人类是多么缺乏自我嘲讽的历史感呵!但是,上帝总是会嘲弄人的。
 
  记者:您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慨呢?
 
  何新:我也是有感而发,我针对的也是福山一类“历史终结”的宣布者。历史并不终结,而且永不终结!50年前,主导世界经济革命的主流是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的庸俗版——具有僵化特征的斯大林模式。50年以后,主导全球经济改革的主流思潮是古典市场经济学的庸俗版——新自由主义。从一极转到另一极,历史有时的确很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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