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何新网易博客

全国政协委员何新授权的博客

 
 
 

日志

 
 

叛逆与思考(八)   

2016-04-24 12:49:0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叛逆与思考(八)
独干时策
叛逆与思考(八) - 何新博客管理员 - 何新网易博客
 
  记者:海外曾经有评论说您是李鹏的总理“幕僚”,您认为是否属实?
 
  何新:和李鹏总理,的确有过一些直接联系,总理约见过我。但是什么“幕僚”之类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我只是曾就当时一些经济问题向总理反映过一些个人意见而已。我认为李鹏总理最大的历史功绩是,在他的任内,尽最大可能地顶住了“休克疗法”。这在当时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浪潮,势头很大,可以说是支配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经济改革的主流声音。由于李鹏总理一直坚持渐进改革的方针,因此被指责为“保守派。”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是支持李鹏总理的。

记者:您主要就哪些经济政策问题向李鹏总理提过建议?

 
  何新:比如关于“生产过剩”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我对中国经济理论和政策的主要贡献。你查阅一下从 1988 年到 1991 年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常说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是由于“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讲社会需求过大,经济供给不足。这就是当时著名的“经济过热”论。这种观念的理论根据,实际是八十年代在中国一度十分流行的匈牙利一个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理论。

但是在 1989—1990 年间我认识到,中国经济的真正问题,根源并不是供给不足,而是“生产过剩”。所谓“生产过剩”,就是说供给过剩,需求不足,就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这与前面官方的说法正好相反,与当时占主流而且流行的看法也是正好相反。
李鹏总理在知道我的这一新看法后很重视,他曾派秘书专门听取我的意见和建议,后来又亲自约我谈。

【注】亚诺什·科尔内(János Kornai)是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匈牙利科学院通讯院士、经济研究所所长。他曾担任过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席、世界经济计量学协会主席,是美国、英国和瑞典等国科学院或经济学会的国外院士或名誉会员。科尔内以其《短缺经济学》闻名,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常态。“短缺经济”因此书成为80年代经济学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

“短缺经济学” North Hollandpublishingcompanyamsterdam.NewYork,Oxford1980年英文版)中文版,是8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的最热门书,对处于改革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科尔内也一度成为当时中国经济管理部门的座上宾。

  

 叛逆与思考(八) - 何新博客管理员 - 何新网易博客
叛逆与思考(八) - 何新博客管理员 - 何新网易博客
  
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纪思道对何新的采访报道
(1990.3.20 纽约时报)

  记者:“生产过剩”与“供给不足”,这两个提法的确是相反的。但这是否只是一个提法问题?如果落实到实际的经济政策上,会有什么差别呢?
 
  何新:如果根据“短缺经济”的观点解释,那么发生在 1988—1990 年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困难的原因,就是由于中国生产力落后,许多部门出现“瓶颈”,导致供给不足。

当时我曾看到国务院发展中心送给中央的几个材料,那是他们 1988 年邀请来华访问的几位美国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议,其中包括弗里德曼给赵的一封信。这些美国专家从新自由主义和新货币主义学派的立场看中国经济改革,认为制约中国经济的根本原因是供给不足,所以必然会发生经济过热。在价格一旦放开后,就导致了通货膨胀。当时中国银行中有比较高额的社会储蓄,这些美国专家警告中国政府,说这巨额的人民币储蓄就好比正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一旦放出来冲进市场,就会导致抢购风潮,从而会使物价上涨得更快。据此,他们给中国政府提供了如下的政策建议——
 
  (1)多囤积商品、物资,以防止通货膨胀,准备应付抢购风。
 
  (2)多进口、少出口。
 
  (3)提高银行利率,吸引和鼓励储蓄,把货币老虎关进银行。
 
  (4)结束外汇管制,放开汇率。让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由市场决定。据说这是消除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
 
  还记得这一段历史的人会知道,这些政策在1989—1990 年间,事实上大部分(除第四点外)已经被国家在政策上试着采纳了。
 
叛逆与思考(八) - 何新博客管理员 - 何新网易博客 
何新在书房,1991年

  记者:听起来这些美国专家的意见也很有道理。您当时认为不应该同意吗?
 
  何新:是的!在 1989—1990 年间,我正在重新研究《资本论》。
     当时中国经济中发生了严重的企业三角债问题,我观察所谓“三角债”的发生往往与企业销售产品困难有关。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于是资金就收不回来,于是就还不了欠债。
     我意识到,这个“三角债”问题其实质就是马克思讲的金融信用危机。而发生金融信用危机的原因,则是由于企业生产出的成品大量积压,也就是发生了古典经济学常讲的“生产过剩”。
     因此我认为,1988 年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根源实际是出在金融流通链条的阻断上。由于经济改革已造成市场流通的多元化,破坏了原来国营商业对于企业产品统购统销的体制,导致国有企业的产品销售困难大量积压。因此,尽管当时表面上是某些基础产品呈现着“短缺”,发生所谓“经济过热”。但是看一看当时商业和企业中的库存情况就知道,各地出现了大量产成品积压,导致商品库存不断上升。正是产品销售困难导致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导致还债困难,又导致相互拖欠的债务问题。由此导致的经济危机,实际正是马克思所讲的表现为“生产过剩”的流通危机。
因此我认为,为了解决这种危机,恰恰不能采取美国专家们所提供的那种建议。也就是说,不能囤积物资,不能以高利率吸储,不能扩大进口商品(消费品),因为那只会使国外商品涌进来进一步挤压占领国内产品的有限市场空间,会使经济危机更加严重。


叛逆与思考(八) - 何新博客管理员 - 何新网易博客

叛逆与思考(八) - 何新博客管理员 - 何新网易博客

叛逆与思考(八) - 何新博客管理员 - 何新网易博客
  
  关于我国经济发生了“生产过剩”这一新的经济观点,我首先通过 1990 年 11 月 23 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与日本“ S 教授”的谈话录,明确地提了出来。
     我说当时中国经济并不是面临“短缺”,而是面临着“生产过剩”。这个观点是向主流经济观点所宣示的一个明确挑战,结果立即引起了经济学界一片反对和怒骂之声,说何新是胡说八道,简直不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记者:那么在当时,您认为可供选择的对策是什么?换句话说,您提出“生产过剩”这一理论的具体政策涵义是什么?
 
  何新:既然问题出在“生产过剩”而不是“短缺”,那么根据这种新的认识,我当时向国务院领导提出了新的政策思路,我建议:

(1)削价清理库存囤积品,换取资金回流,加速资金周转速度;
(2)降低利率,释放储蓄,鼓励消费,激活市场;
(3)抑制进口,积极鼓励出口;开拓国际市场,从而换取外汇;
(4)控制投资规模。
 
  你可以注意到,这种思路与那些美国专家们的建议恰恰都是正好相反。总理为此派秘书和我谈话,详细听取了我的意见,并作了笔录。

   其后,我又写了一系列文章呈报国务院领导人,进一步论证关于“生产过剩”这个问题。(参看何新 1991 年 7 月致李鹏总理的信,《何新经济政治论文集》368页)
 
  尽管经济学家们发生了巨大的反对之声,但是我的意见还是被领导听进去了。
     国务院根据新的思路,陆续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例如,连续几年间不断调低存款利率,实行双休放长假制度以鼓励民间消费,遏制重复建设压缩投资项目等等。特别是后来采取出口退税等一系列鼓励出口的政策,大力拓展出口市场。不难看出,所有这些政策措施,实际都是基于中国内部生产力已存在过剩的理念才能形成的。这些措施很快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因此到 1993 年以后,中国的这一轮经济危机已基本得到摆脱。不久,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不再讲什么“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种莫名其妙的提法了。正是由于国家采取了鼓励出口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的政策,中国现在成为了所谓“世界的工厂”,迅速地融入了国际经济体,使中国生产的廉价商品几乎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记者:但是,现在有的经济学家更乐于提倡“内需主导”的发展思路。
 
  何新: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一是因为中国存在巨大的过剩劳动力资源,二是因为中国在许多生产部门现在都已形成全球最大的生产能力。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内资源有限,人均资源占有率更是少得可怜,中国已经根本没办法再走关起门来搞建设的闭锁之路。中国已经与全球市场、全球经济体制形成日益紧密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中国一旦失去外部市场,失去外汇资源,中国的失业问题、生产力过剩问题就根本无法解决。

   “内需主导”,只能是一条愈走愈窄的死路。必须拓展出口,设法占有份额不断扩大的海外市场,通过国际交换换取外汇,从而汲取国际资源,才能使中国经济日益强大,并且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
 
  再回过头看一下当年弗里德曼关于中国改革的建议,也许其中只有一点是可取的,即通过市场改革解放原来在计划体制下被牢固地束缚着的人力和资源要素。

    事实上,中国 90 年代期间的高速发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内廉价劳动力的解放、开发和利用;二是海外市场的开拓。
     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在九十年代实行了积极鼓励出口的政策,再加上中国保留了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外汇管制体制,这才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即随着出口额度的增加,中国国家的外汇储备得到了大幅度增加。近几年来,中国的许多国有企业都解体破产了,但国家的经济实力并没有明显地削弱,原因就是由于国家手中掌握着居世界第二位的巨额外汇储备。
 
  而现在回过头再去看当时那些美国专家提供的改革建议——虽然我并不认为他们是出于恶意的动机。但是,弗里德曼向中国政府所提建议中的第一条就是——“尽快解除外汇管制,开放金融,让人民币自由兑换”。试问,如果当年中国真的采纳了这一建议,那么中国能否承受住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还会有今天的繁荣吗?


 叛逆与思考(八) - 何新博客管理员 - 何新网易博客 
叛逆与思考(八) - 何新博客管理员 - 何新网易博客
多国驻华记者与何新对话

  记者:很多人仍然认为,中国今天骄人的经济成就,中国的崛起,正是由于走了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道路。而这条道路,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引导下走过来的。
 
  何新:我之所以要回顾 90 年代这场政策争论,就是为了回答这一个问题。历史提供镜鉴。各位可以比照 1988 年弗里德曼给赵的市场改革建议,认真思考一下,看看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当时给中国政府出的是什么主意。其实弗里德曼的这封信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方案的一个大纲。的确,那些主张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今天仍把中国的经济成就说成是私有化的市场改革的结果,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也这样相信,所以他们还在鼓吹要“深化”这一方向的改革。但是参照我的上述回忆,人们可以想一想,如果当年李鹏总理照搬弗里德曼的那些建议,而不是实行与之相反的经济对策,中国在 90 年代初究竟是否可能走出 1988—1991 年的严重经济困难?
 
  关于这一段政策争论的历史,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对外讲过。但是现在,我认为有必要讲出真相了。因为当年的当事人们都还在。也因为今天,中国又一次站在面临选择的十字路口上。中国今天的确已取得了极其巨大的经济成就,但是中国今天也面临着极其尖锐复杂的种种问题,比九十年代初期面临的问题复杂得多、严重得多。面对纷至而来的“深化改革”的建议,当局者不可不慎重思考和作出选择。我认为,中国今天之所以取得了不同于东欧、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成就,就是由于中国政府实行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经济政策,而拒绝照抄类似“哈佛计划”、“ 500 天计划”、“弗里德曼建议”这样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然而,另一方面,今天中国之所以面临着国企崩溃、失业严重、社会对立尖锐的危机和困难,恰恰也正是由于后来(要是在 1998 年以后)仍然采纳了许多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措施才造成的。

 叛逆与思考(八) - 何新博客管理员 - 何新网易博客
 
叛逆与思考(八) - 何新博客管理员 - 何新网易博客
学术演讲(外交部、国家计委、北京大学等)

  记者:在国务院更换新的经济领导人以后,您还提过建议吗?
 
  何新:新的领导人在主持经济工作之初,对原来的一些经济政策仍然是坚持的。但是,我注意到新领导关于经济问题的某些“新思路”,从政企分开到产权改革,主张砸“三铁”、消灭养“懒汉”机制,特别是提出“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后来承诺在三年内解决国企问题等。某些新政策的背后是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思路。对这些问题,我都有不同意见。后来的所谓“新政”,其主要大端有四项。一是实现“产权革命”,使多数国企私有化了;二是改革了原来由中央统管的财政税收体制,建立了分灶吃饭的“分税制”;三是实现了入关即加入“ WTO ”;四是改革全民教育和全民医疗卫生系统,将其市场化了。还有一项,就是原准备全面改革金融、会计及汇率制度,使其与“国际全面接轨”。但 1997 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后来未能改下去。
 
  对于国企产权私有化问题,我注意到领导人多次公开讲过反对。但正是在这时,有经济学家提出了要搞所谓“现代企业制度”,于是各地开始大搞所谓“法人治理”,“让管理者变成业主”,从而发起了使国有产权大规模私有化的运动。然而,新领导对此并没有进行有力的干预。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同时,新政之初即发起了鼓吹积极推动“入关”(WTO),为此要寻求在一切方面与国际接轨。我预感到,中国经济将会经受一番大折腾。1992 年邓大人在首钢的讲话中称赞新领导“懂经济”,香港有报章称颂新领导是“经济沙皇”。我当时曾写了一封信送给邓大人,我说我认为新领导未必真懂经济。
 
  记者:您居然敢给邓大人写这样的信。
 
  何新:1994 年 2 月台湾《中国时报》知名撰稿人 何频 先生打电话提出想采访我,我要他将采访提纲传真过来。他提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有一个是,“最近中美财长会谈,中国已同意金融与国际并轨,国内金融市场将走向开放,人民币将走向自由汇兑。”他问,“您如何评论此事。”我回答说,这表明美国赢了,我讲我担心如果这样走下去,国家会失去主导金融的自主权,那么本世纪末中国金融将会走向崩溃。(参看《何新经济政治论文集》第10页)在这次谈话中,我还尖锐批评了私有化的问题。我在当时讲这种话,当然是有所指的。这个谈话当时在台湾和海外都公开发表了,我当时也将这个谈话全文报送给邓小平同志和中央。
 叛逆与思考(八) - 何新博客管理员 - 何新网易博客
在国际会议及讲坛上

  记者:这是否表明,您当时对金融改革问题是持有异议的。那么,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您是否已经有所预感?
 
  何新:是。在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前,我已从香港报刊上注意到国际金融力量对香港房市及股市的热炒。我感觉到香港股市和房地产市价的急剧飙升不正常,后面有一只来自国际金融力量的手在操作。我记得 1997 年 5 月我在昆明,曾当面对一位领导讲过我的忧虑。事实上,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夕,我已几次就金融问题向中央进言要警惕爆发类似南美九十年代初的金融货币危机的问题。这些话在当时是一种不和谐音,但是不能说没有起任何作用。
 
  我推荐你读一读我的这篇文章《何新对我国金融领域问题的分析与建议》,这是 1997 年 3 月即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前夜我写报中央的一个金融问题研究报告。(收入《何新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版第296页)我认为这是我在 90 年代中期最重要的经济论文之一。这篇文章中指出——
 
  自 1994 年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在金融资本主导下对产业结构实施汰选和重组,众多国有企业的破产化已成为这一进程中引人注目的趋势。
 
  文中主要谈金融投机和房地产投机问题,在文中我第一次提出了关于在土地私有化进程中发生的地租攫取和“级差地租”的问题。我反对当时流行的所谓“软着陆已获成功”的说法,我说——
 
  所谓“宏观调控得到成功,国民经济运行成功实现软着陆”,所谓“宏观形势好,微观不好”一类提法,实属不切实际之谈。当前形势的真相是,我国经济可能发生“休克”,即众多国有产业陷入连锁破产状态,国民经济危机逐步走向深化。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关系社会稳定的首要问题。从形势走向看,愈来愈多而且在明后年还可能有不断增多的劳动者正在丧失工作机会,“下岗”即失业,而陷入生计无着之境。
 
  我又指出——
 
  期货及股票证券投机在 1995—1997 年间导致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现象,中国已迅速崛起一个拥资巨亿的即拥有庞大私人金融资产的食利者阶层。这表明中国已形成金融业资产阶级。江浙、广东、中南及东北地区均出现拥有巨额资金及金融资产的民间金融财团操控证券期货市场汲取巨额资金。
 
  我在这里所指的,其实就是最近两年已浮出水面的“温州炒金团”,他们近年在京、沪“炒”房,山西“炒”煤,新疆“炒”油,炒得天翻地覆,不亦乐乎!温州这个地区在中国很有意思,很特殊。20 世纪七十年代的后文革时期温州人已经开始做小生意看;八十年代沿海走私浪潮中开始私人资本原始积累;九十年代成为上海若干纺织、机电产业技术转移的新加工产业区;而在九十年代末通过股票证券市场脱颖而出了一批金融富豪,成为今日中国的地下金融“华尔街。”在那篇文章中我当时还指出——
 
  近年中国经济中出现一种畸形的表现,即逆反淘汰,小淘汰大,弱淘汰强,技术落后淘汰技术先进,乡镇企业淘汰国有大工业。这主要是借助金融杠杆而实现的。
 
  随着第二金融体系的形成,中国当前的社会产品分配形式亦随之发生重大变化,由按劳分配(改革前的按级别分配)转变为按资分配,代表纯粹货币资本的食利者阶层随之出现。这一寄生阶层的生成及壮大加速了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一近年暴富的金融食利阶层,国家在税收征管上至今无所举措,尽管其个人收入,年利以千万甚至上亿为计。
 
  当时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们高呼“以内需推动增长”的“增长方式转变论”,主张压抑出口产业。我在文章中给予了反驳——
 
  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派经济学家建议下采取的一些金融新政策,如高利率,对出口业实施高税率,正在严重打击中国出口业,1995—1996 出口年度中进出口一度出现贸易逆差。出口业的这种衰退使 1992 年以来中国工业进军开拓国际市场的有利攻势将失去前进的势头。出口工业的不景气,是近一年国内产业急剧陷入衰退的重要原因。
 
  我问道——
 
  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政府为什么在经济政策上不对进军国际市场的产业给以积极扶植和保护?近代各国工业化的历史表明,国际市场的占有量和占有率是推动国内工业景气的标志,出口加工业的繁荣与否直接与国内就业率有关。没有国际市场,就不会有国内产业的高就业率和经济繁荣。
 
  我在该文中还指出——
 
  巨量货币在少数人手中过快积累,并且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而导致资本外逃、外流。国内资金大量流入香港,可以解释香港经济目前在亚太经济整体不景气形势下获得的特殊繁荣。
 
  我警告当局——
 
  可以预测,中国经济在近年内可能暴发严重深刻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正是通过金融这一杠杆,中国国有企业当前普遍陷入困境。随着破产浪潮的涌起,其最终结局是私有化进程的加剧。当前,经济危机已在转化为社会问题。绝望者为谋生而犯罪。大量劫掠性的犯罪,愈演愈烈的城乡犯罪浪潮是这一危机的表现。

 叛逆与思考(八) - 何新博客管理员 - 何新网易博客
与美国副国务卿库柏共进午餐

  记者:您的这篇文章我很早就已读过,也许算得上“苦心孤诣”。但是,有什么作用或影响吗?
 
  何新:在该文的结尾部分,我向国务院提出了十条建议。其中有一些,当局后来还是有所采纳。
 
  事实上, 1995—1996 年间,中国明显地放慢了关于人民币自由兑换及金融自由化的改革进度。现在人们公认,正是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汇兑,由于中国金融市场没有与国际金融市场直接接轨,所以 1997 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未能祸及于中国。这当然是由于中国领导人,包括当时担任主要经济领导责任的 朱镕基 先生的明智和决断,他还是听取了一些不同意见。
 
  我最近重读了一下此文。从今天看,个别论点不能说没有片面性。但总的来说,仍仿佛是针对当前问题而写的。换句话说,当时我看到的问题,目前非但没有得到解决,有的反而更严重了。
 
  记者:直到今天,中国金融改革及汇率问题仍是改革的焦点问题。美国总统布什、美国财政部今年以来不断施加软的和硬的压力,要求中国解除汇率管控,实行人民币自由浮动,加速中国的金融改革。其中理由之一仍与 1988 年弗里德曼的建议一样,是为了帮助中国改善通货膨胀压力。
 
  何新:在国有企业已经被私有化运动搞得七零八落之后,国有金融体制显然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最后一道防线。结合美国今天在汇率和金融改革问题上对中国的压力,我们回过头再看一看十七年前弗里德曼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议书,就会发现其中第一条正是要求中国“立即解除外汇管制,实现人民币的国际自由兑换”——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也许我们可以对此给予一种非常善良的解释,那就是美国政治家和美国的经济学家们一直是如此地热爱中国——因此他们一直在急切地想着用推动金融汇率改革的办法帮助中国快速走向富强。而我们那些爱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也一直在帮助他们这样做!
 
  阿门,上帝!


  评论这张
 
阅读(71222)|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