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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叛逆与思考(七)   

2016-04-23 11:14:2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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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与思考(七)
渐预风流

叛逆与思考(七) - 何新博客管理员 - 何新网易博客
 
  记者:您本来只是一个研究文化和文学问题的学者,究竟是怎么介入到中国政治之中的呢?
 
  何新:是时代因素使然。老实说,我对政治本来是有所畏惧的。青年时代读《史记》,每读到张良、陈平、韩信、主父偃这些奇男子的故事,就豪情慷慨。但又读《资治通鉴》,从历史中看到政治斗争极其残酷一面。多少大人物今日高居庙堂,明日杀身灭族,留在史书中的只不过是几行字而已!
 
  文化大革命中,我曾试图向毛主席上书言事,但书信未能上达九重,人却成为反革命,身陷囹圄,一尝铁窗滋味。文革结束后,我从东北回到北京,一回来就感受到时代新政治风云强烈的冲击和震荡。从那时到现在的将近三十年里,中国经历了伟大的社会变革。而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面对时代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使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而有志报国的华夏儿女不能不为之激动,不由得不想介入其中。当年往事历历在目。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民◎主◎墙,报刊上的思想解放。这种不断面临重大选择的时代背景,同时也为普通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提供了一种新的舞台和发表言论的空间。于是,从文革后期已经不断在我脑中思考的许多问题,我决定以多种形式陆续将它们写出来。可以说,正是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发起的改革运动,把我卷入了当代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辩论的激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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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新在长白山,1987年

  记者:您的政治言论是什么时候引起了高层注意的?
 
  何新: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当时知识学术界中已经颇有名气。这一点,你只要检索一下那个时期的《新华文摘》、《文摘报》、《理论信息报》等报刊就知道了。这些从全国出版物中摘选重要文论的报刊,当时经常转载摘录我所提出的一些新理论观点。1985 年我在《读书》、《文艺研究》等杂志上发表批评当代文学“新潮”的一组文章。它们引起了政治局胡乔木等领导人的注意,胡乔木亲自把文章清样调去,多次亲自动笔作修改。文章发表后,一时震动文坛。
 
  1988 年夏,我在当时颇具影响的《经济学周报》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评论经济改革的文章,直陈当时的经改方针有重大失误,批评所谓“价格改革”已成为掩饰恶性通货膨胀的遁词。这一组文章发表后,反响甚大,引起了高层包括赵的关注。其后(1988 年 10 月),我在香港《明报月刊》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评论,认为中国的改革正在陷入危机,中国可能即将发生政治动乱,可能发生第二次天◎安◎门事件。我预言,如果动乱失控,国家可能分裂而走向诸侯割据局面等等。在这一组文章中,我甚至描述了一个中国演化向动乱方向的可能步骤和发生分裂的具体模型。为了防止国家陷入动乱和分裂,我呼吁从激进改革方向退却,呼吁采取渐进改革的路线,抨击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我的这些议论引起了国内政治家们,包括邓小平、陈云和赵的注意,也引起了国际政治界的关注。1990 年我访问日本时,日本人曾告诉我,这一组文章在香港发表后,立即被东西方情报机构所重视。
 
  1989 年 3 月,我收到了一份从国务院发给我的密件,里面是刚刚成稿的《政府工作报告》,这种文件通常是由高层发到小部分精英人士中听取咨询意见的。我发现自己已经成为被政府邀请的受咨询者之一了。后来我知道,当时我已被有关方面推荐名列于中组部和统战部所关注的培养对象,尽管我并非中共党员。我一度甚至曾被高层提名为中华全国青联副主席的候选人之一,只是由于社科院内部领导(不是胡绳同志)的反对,此事被否决了。
 
  1989 年游行事件发生后,4 月中旬,我通过阎明复向邓小平同志提交了一封重要信件。这个信件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赵秘书鲍彤在一篇回忆中说——
 
  5 月上旬,《快讯》登了社会科学院何新同志的一篇文章,题目我忘了。内容,我现在回忆(我自己的印象,决不是何新同志的的原话)是讲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知识份子的政治要求,这是一个带普遍性长期性的问题,特别要慎重从事,压是压不下去的,而可能适得其反等等。同志问我对这篇文章有何看法,我说这篇文章很有见解,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我建议在新华社发到省军级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发表,他说,可以。我就把这篇文章送给新华社总编室(文中有一节,专讲不能轻易动用军队,我把这篇文章送新华社时把这一节全文删去了。)但我不知道后来发表了没有。我印象中,没有在《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这篇文章,因此可能没有发表。要是没有发表,那是新华社负责同志不同意我的建议,但我当时确实提过这个建议。
 
  鲍所指的是我 1989 年 4 月给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这封信后来在《国内动态清样》上全文刊登了。
 
  记者:是否可以说,正是由于您的主动议政,引起了高层领导人对你的注意,最终将你调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何新:1989 年 6 月 1 日我得到李鹏总理的约见,作为知识界代表列席参加国务院办公会议。1990 年国家副主席王震同志在病中多次召见我邀谈内外形势。同年我被中央直接安排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不久,我的工作关系调入了全国政协。
 
  根据李先念、王任重的指示,政协领导对我的工作作了极其特殊的安排。让我作为一个专职委员进行调研,随时将我的想法、言论和建议通过正式渠道报送中央最高决策层。这也就是我在后来的一些年代里能以一个非党知识分子的身份,发挥了某种特殊作用的原因。那些工作成果中的大部分(属于能发表的部分)后来陆续汇集在一批书中出版,即《何新政治经济论集》(白皮书),《致中南海密札》(海外出版)、《为中国声辩》、《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新战略论》(三卷本)等。许多朋友读过这几本书,但他们未必了解这些书中那些政治性信件和调研报告的写作背景,其实这些著作就是我当时所作的工作。
 
  记者:您认识江泽民吗?
 
  何新:认识。有这样两件事。
 
  第一件事,大概是在 1990 年底或 1991 年初吧,江总书记要约见一些知识分子。中央办公厅开了个名单,我印象中人不太多,好象只找了十几个人,到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其中有我。到会后,为了不引人注意,我溜边,在一个很边缘的角位上入坐。会议开始后,江总书记拿着到会者的名单说,很多同志是初次见面,我念名字,念到的请站起来,给我认一下好不好?于是他就根据名单一个个地念名,一会儿念到我,我站起来。他打量我看了一下说,“哦,你就是何新,这么高个子?”我笑了,他也笑了,我就坐下了。后来会间休息,我去卫生间,一出门在走廊正好迎到江总书记从对面走过来。他对我微笑,而且有意伸出手打招呼的样子,我看出了他的意思,但当时周围聚集围观的工作人员很多,我有点惶惑和不知所措,所以一侧身绕到一个柱子后面避过去了。这是我的一次失礼。我估计这件事会给他留下一个不好印象,就是何新这个人的确很狂傲、怪僻。
 
  第二件事是一位在中央工作的朋友告诉我的。他说,有一次总书记邀集了一些理论界的人士开座谈会,在会上不知谁提起何新,于是一片指责之声。但是听他们讲完之后,据说总书记说了这样几句话,“同志们,你们讲的也许都是真的。但是,当党和国家遭遇重大困难的时候,何新同志挺身而出,帮助了党和国家。”于是大家哑口无言了。这件事,我虽然并没有听到原话,但一直令我深受感动。
 
  虽然江泽民后来再没有直接约见我谈过话,但在他任总书记的整个时期中,我一直能将自己重要的想法和社情舆论通过中办机要渠道直接送报到他的办公室。在我所提交过的文件中,有的是对于当时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关于国有企业改制问题、下岗问题以及金融政策问题,提出强烈的不同意见的。但是不论我讲了什么,我始终是能够畅所欲言的,从没有为此受到过任何批评或压力。因此我认为江总书记是有容纳不同意见之雅量的。其中一些意见,我虽没有正面看到他的答复,但是我可以从后来政策方向的调整中感受到,我的一些意见可能发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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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与王任重,1991年

  记者:您和高层其他领导人也有直接联系吗?
 
  何新:是的。当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王任重同志在世的时候,我写的东西都是同时复印七份,送报邓(小平)、江(泽民)、陈(云)、王(震)、李(鹏)、李(先念)、王(任重)。1993 年后,老人家们陆续去世了,我一般就只送报江、李了。
 
  给邓小平送材料,当时既可以通过官方的正式渠道,也可以直接送到老人家的家中。我记得最后一次送文件是在 1994 年底,以后知道老人家已不过问大政,我才停送。南巡之后,14 大前,中国政坛一度风云激荡波诡云谲,小平同志提出“左比右更危险”。记得当时王震同志曾把我找去,示意我向邓进言支持江李体制。我先后在 1992 年 5 月 4 日及 7 月 2 日 写了两封长信给小平同志,谈论我对内外时局及国内形势,包括反“左”的问题的看法,进言若撼动江李的地位,天下必大乱。 ( 见《何新政治经济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年出版,第 204 页“关于左及意识形态改革问题的思考”,第 233 页“关于当前国内外形势的一封信”。)我相信,我有一些意见曾引起小平同志的重视。但也有一部分意见, 邓 先生可能很不以为然。但是,他也从来没有因此而不让我讲话。
 
  记者:您是否知道领导人们对你的意见的反应,反馈?
 
  何新:很多情况下,我并不知道高层对我的意见或建议的评论。我常常只是从后来的政策方针特别是政策方向的调整中,去观察我的意见和建议的作用。事实上,当时我给中央写调研报告或形势分析从来只是谈我个人的看法,很少揣摸上面对此已有什么精神态度,也很少顾忌他们爱听或不爱听。不能说我完全无所顾忌,但的确是比较不顾忌的,我比同时期体制内的任何知识分子更勇敢站在国计民生的立场向中央领导人恺切直言。这有我的书放在那里可以作证。当然,我思考的方向总是以国家利益为准绳的。至于后来上面的政策与我的意见不合,我也不会太介意。我的地位不过是“从大夫之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反正该讲的我已经讲了,我认为自己已经尽到言责了。但是这么多年来,我应该说,无论我曾说过什么,无论邓陈江李王,他们从来没有为此怪罪我,或通过任何方式直接、间接地批评过我,或给过我任何压力,不管我讲的话中听或不中听,他们爱听或不爱听。相反,我能感觉到,他们一直是比较关心和爱护我的。
 
  记者:您在十六大之前发表过一篇《论江泽民时代》,对江的评价很高,此文反响很大。但是对此文,一些人有不同看法。
 
  何新:事实上,我主要是由于两篇东西得罪了所谓“改革派”。一篇是关于下岗问题的一封言词尖锐的批评信(见谈话录后附件),另一篇就是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让有的人看了很不高兴。我当时之所以写这篇东西,主要是针对十六大前后当时海内外有一股舆论。我认为江总书记作为政治核心领导中国十几年,的确代表了当代史中一个重要的时代,有三点成就是难以否认的。
 
  第一,江总书记受命于国家经历 89 事件危难之际,他稳住了政治大局。
 
  第二,他顶住了国内外要求中国走前苏联式改革之路的压力,避免了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大崩溃。
 
  第三,这十几年中内外政治形势极其复杂,意识形态极其混乱,众说纷纷。江总书记基本上能不惑其间,平衡疏导内外矛盾,选择了一条相对较为平稳而又能使经济较快发展的路线。正是在他领导的这十三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成长为当今为全世界瞩目的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经济体,这是伟大的历史功绩。
 
  当然,现在回头看,文中有些词语也许有溢美之嫌。例如文中提出“盛世”的说法,后来为人所“诟病”。其实从中国历史看,的确应当慎言盛世。盛世常是前危机或者危机即将爆发之世,如西晋太康盛世之后是八王之乱,盛唐开元盛世之后是安史之乱,康雍乾嘉盛世之后就是道光时代的鸦片战争。而我在文中正式使用了“盛世”的提法,可能的确有所不妥。
 
  记者:您对您所接触过的中国领导人有何印象?
 
  何新:我通过切身接触体验到,跟随过毛打天下的老一代领导人,确实极其伟大杰出,是人杰中的人杰!我在与他们的接触中,知道了为什么共产党能得天下。
 
  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当然是邓小平、陈云,吞吐乾坤,进退有余。他们两人在政治上的合作方式也极有意思。像我这样一个古怪之人,无根无柢,也没有任何家世的渊源,而且一直在知识界备受非议,他们竟力排众议,不拘一格,违反常规地作出安排和使用。最早重视我的言论的是邓和陈,但对我工作进行具体安排的是李先念、王震和王任重。直到王震临终前,一直在关心我的工作,他亲笔给总书记写信,推荐我担任应届全国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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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新与王震,1991年

  王老是一个铁路工人出身,没读过多少书,一生是传奇性的。人们通常印象都认为他只是大老粗,只是一介武夫,其实绝不然。我在接触中发现,实际上王震具备文韬武略,平生手不释卷,好读马列和诗书,一手书法十分苍劲。王老非常爱重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礼贤下士,折节待人,有古代贤者之风范,是大眼光,大手笔,大胸怀!令我折服,甘愿为之肝脑涂地!
 
  记者:我想冒昧提一个人们会感兴趣的问题,您是怎么认识王震的?
 
  何新:那是一次非常正式的会见。1990年秋的一天,中国社科院办公厅通知我,国家副主席王震约我谈话。当时王老正在301医院患病住院,院办公厅派车把我送到王老在医院中的住所。当我走进屋,王老正坐在轮椅上等我,见到我来,他想撑身站起来。我非常感动,忙过去搀扶他,他握住我的手对我说了一句话,说——“我代表共产党,感谢你!”
 
  这句话当时几乎令我落泪。李白曾说,“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见韩荆州。”当时我的处境,由于我在1989年事件前后反对所谓“民运”的立场和观点,对我个人可以说正是被内外熬煎,水深火热(可参看我在北大的演讲)王震讲的这一句话,令我内心积郁的所有的压抑与愤懑涣然冰释。
 
  记者:早就听说王震这位老人很识才,对知识分子不错,有礼贤下士的古贤风范。
 
  何新:我这个人自然谈不上“贤”,应当说老人是折节下士,当时我的身份还只是中国社科院的一名副研究员。
 
  实际上,对这位老人,我是心仪已久。青年时代我在东北工作过的友谊农场,那是王震1954年亲手开拓建立的东北戌边的第一座样板农场。当我在那里的时候,就从当地的老转业士兵中听到过关于这位将军的许多传奇性的故事。在那些老兵眼中,王震不仅是一个专整坏干部的大清官,而且似乎是一个半神半人。但是80年代在社科院从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口中,我又听到关于王震另一种说法,讲他如何“左”,如何“保守”,如何“僵化”等等。但是,我读了他关于《河殇》的讲话后,我却感到这位老人粗中有细,见微知著,懂得意识形态对于国家命运的影响。我认为他非常懂政治,不像个武将,而是高明的政治家。
 
  记者:你见过赵*阳和胡耀邦吗?
 
  何新:赵*阳在台上时我没有见过他,但在他下台后,有一次在北京国际网球馆倒见到了他,他正在打网球。先生逝世,我也感到悲痛。有友人曾告我,赵不仅知道我,而且欣赏我,因此希望我参加追悼会,并且给了我车证。最终虽因故未能去,心则戚戚焉。
 
  耀邦还未任总书记时,有一位朋友介绍,1982年夏我曾去过他家拜望他老人家。
 
  记者:你对胡耀邦的印象如何?
 
  何新:那天与我同去的还有一位年轻人。我们到的时候是晚饭后,耀邦同志正靠躺在藤椅上看CCTV的新闻。记得那天 胡德平君也在场,他当时还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当时我还只是三十才出头的人,少不更事。虽然是初次见面交谈,我感到胡耀邦十分平易近人。他一面抽烟,一面与我们随意闲谈,他问我社科院有多少知识分子,人们在想什么,对目前的政策满意不满意。我那时还是个年轻的激进分子,迫切希望加速改革的步伐,看问题很偏激,谈起各方面一些阴暗面,就尖锐地抨击。胡耀邦静静地听,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既不支持,也不批评。可惜我当时太年轻,对经济、政治、文化远还没有形成可以成型的、系统性的看法。我猜我们给胡耀邦那次留下的印象,恐怕只会认为我们很幼稚。而我那天对他的印象,则可以概括为八个字——通脱简易,含威不露。此后的几年间,历史脚步来去匆匆。1987年初,我应香港大学邀请赴港参加会议,在香港听到国内发生学潮,不久胡耀邦辞去职务。我这时政治及文化思想已渐趋成熟,由激进改革的立场逐渐转向了“保守”。
 
  记者:您对邓小平和陈云有直接印象吗?
 
  何新:据我所知,邓和陈都曾很重视我的一些意见,并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对我表示过关怀。我能随时把信和材料送报到邓那里,这种待遇本身就是非同寻常的。要知道,邓给他的家人立有一个严肃的规矩,不许轻易接受私人给他传信或收受物件。但对我不仅破了这个规矩,而且在那些年中是随时可以上书进言。我认为这实际是以“国士”相待。我曾讲过老一辈革命家对我有“知遇之恩”,就是指这一点。陈云对我的关心,我也感同身受,具体事,不讲了。
 
  记者:虽然您认为您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但很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承认,甚至会认为你的理论实际是一种异端。象陈云、王震作为主流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他们怎么能接受你的那一套非正统理论呢?
 
  何新:这正是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极其高明之点。他们知道时代在变,意识形态也需要变,面对时代所提出的新的问题,必须形成新的东西。所以他们注意到了我的理论。
 
  的确,我并不属于正统的左派;如果按传统左中右的观点划分,我也许还会被划为右派。其实,我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无宗无派,只是我自己,何新而已。我既不是正统的共产主义者,但也不是自由主义者。多年来我一直是试图寻求着一种综合、探索超越“左”与“右”以外的第三条道路。我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思路,把马克思的方法与近代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方法综合起来,把社会科学的方法与自然的科学的方法综合起来,把中国的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综合起来,从而发展出一套新的东西。我留给历史的十几卷文集,凝聚了我二十年来的探索和心血。这种努力,我在八十年末已经开始作。我认为只有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才能消解以至弥合激烈的“左”、“右”之争。但是,在我的全部思想中,一直贯穿着一条主线,形成我永生不变的追求和信念,这就是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本体的热爱,以及对人民特别是下层人民的最强烈同情和爱。我极其蔑视中国那些所谓“精英”,蔑视那些经济上的暴发户们!
 
  记者:您对当前中共提出的“和谐社会”以及“以人为本”的理念怎么看?
 
  何新:“和谐社会”比“小康”的提法具体。“小康”并不是一个高明字眼,“小康”这个字出自《礼记·礼运》,孔子当时使用这个字并不是褒义,“小康”对于“大同”是一种倒退。小平同志提出“小康”,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作为一个阶段性的战术目标,而决不是终极性的战略目标。我研究邓小平的著作,我认为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最终目标仍是追求于“大同”的。“以人为本”当然比以“金钱”为本为好,是一种纠正。如果“以人为本”是指“以民为本”、“以人民为本”,那就更会得人心,“人”的概念毕竟还是太抽象了。
 
  记者: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请问,现在您如何看待毛泽东和他的思想?
 
  何新:虽然我在文革期间成为“反革命分子”,挨过整,但我始终是毛泽东的崇拜者,至今仍是,永远会是!有人说,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我认为,毛泽东所具有的超人魅力,所实现的历史作为,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介书生,两手空空,以短短28年的时间,组织起一个百万人的党,数百万人的军队,在最落后原始的物质条件下,以最粗陋的武器,战胜国内军阀和国际列强,竟所向无敌,纵横天下直到夺取全国政权,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无上领袖;又以战略指挥和精神力量,运筹帷幄之中,遥控千里之外,竟击败二次大战中曾战胜日本骄横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最终竟迫使美国总统折节就教,来中南海向之顶礼朝拜。这种种作为,不是神迹难道是凡夫俗子之所可为吗?
 
  毛泽东是现代中国革命之父!毛泽东是平民的英雄,人民的英雄,农民的英雄,穷人的英雄,被压迫者的英雄。毛泽东是一个奇迹,毛泽东不是神国家也应当把他尊作神!法国人的神是拿破仑,美国人的神是华盛顿、林肯,而毛泽东比这一切洋人们的开国英雄都伟大!一个没有值得崇拜的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一个遗忘了他们的伟大英雄的民族也是可悲的!历史会有反复,历史会有否定,但还会有否定之否定。水落石出,天开云散,中国人还是会世世代代崇拜毛泽东。
 
  记者:人们会说这种崇拜是帝王崇拜,是封建主义。
 
  何新:许多人指责中国现代政治中有封建性尾巴,主张不断反封建。但是,现代资本主义就没有封建尾巴吗?英国、荷兰、丹麦、瑞典的女皇制度,日本的天皇制度,是不是封建尾巴?难道妨碍这些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了吗?条条道路通向罗马,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不是只有一条历史道路,不是只有美国模式的道路。英国人崇拜女皇,日本人崇拜天皇,毛泽东是现代中国之父,为什么我们不能崇拜毛泽东?
 
  我访问过日本。在某些方面,我不喜欢日本人。我实地见到过日本右翼组织的集会和街头游行,那是很令人恐怖的!我注意到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确实正在某种意义上复活。但我认为,日本人是令人钦佩的民族。他们令人钦佩之点是他们的坚忍、团结、向心力和向前看的精神。这是一个有耻辱感的民族,因而是一个非常自尊的民族。二次大战中遭遇失败,遭遇原子弹轰炸,这是日本前政府、日本天皇制度、日本军国主义的黩武政策给日本人带来的空前浩劫,其后果不会小于文化革命对中国的浩劫。但在日本没有人抱怨天皇、批判日本的政治制度,甚至连辩论也没有。他们不懂得什么“反思”。他们继续接受天皇制度——这个最古老封建皇权政治的象征,仍然以其作为圣物。他们埋头苦干,学习先进的东西,但决不轻易丢弃一切属于自身文化传统中的任何东西、任何象征物,包括封建神社文化和武士道精神。结果,经历了战后的苦难,40年的时间,这个民族重新站了起来,并且成为全球最强大富有的国家之一。
 
  记者:有人议论毛泽东的生活作风……
 
  何新:(笑)我不相信那些传言。但即使它们不是捕风捉影以至恶意诬蔑之谈,那些屁话也不值一提!对那些动则讥评伟人的人,我常会想到《圣经》中的一句话:“你们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而看不到你们自己的眼中栽着一柱梁。”从古以来,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完美无缺的圣人呵?!
 
  记者:中国人本来崇拜毛泽东,但是文化革命……
 
  何新:我在70年代已经从政治思想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产生怀疑;但是在今天,我却认为对文化革命应当作历史的分析。我认为毛泽东60-70年代的思想,特别是在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方面,具有重大的飞跃和发展。这方面至今人们研究得非常不够。
 
  毛泽东是传奇性的历史人物,他在政治上、在文化上给20世纪的中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和极其丰富的战略性遗产,这种遗产在内涵上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超过20世纪中国的任何其他人。可惜现代人几乎遗失了这一伟大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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