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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与思考(三)   

2016-04-21 10:16: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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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1999年访谈录】叛逆与思考(三)
劳身苦智
叛逆与思考(三) - 何新博客管理员 - 何新网易博客

  记者:这两位大人物是谁?
 
  何新:一位是杨斯德将军,另一位是赵朴初先生。
 
  记者:杨将军是什么人?
 
  何新:杨将军是传奇人物。淮海战役中策反了蒋介石的一个军,是一位55年授予的少将。他在文革前的职务是军队总政的联络部长,他的大儿子杨伯宁与我是中学的同学和好朋友(80年代初他曾经做过中国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后来全家移居美国了)。
 
  我那一年流浪京华时,曾在他家寄居了几个月。当时杨将军受到严重的政治冲击,被免去部长的职务,赋闲在家中养病。我在他家住时,经常与他聊天,聊政治经济学、黑格尔哲学,也聊我对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历史问题的看法。虽然我当时还非常幼稚,但我敢于思考这些问题已经使他感到很惊奇。老将军当时被停职在家中,也很苦闷,每天他只能读书和种花。他推荐和介绍我阅读了许多书籍,包括《反杜林论》和《资本论》,那是我第一次读这两部书。正是通过这两本书,使我在哲学和经济学上得到了启蒙。那时老将军常和我就书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交谈。
 
  还有一位老人是著名的佛学大师赵朴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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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长城(1969)

  记者:赵朴初先生?
 
  何新:是的。我今天在这里要向老人家公开表示一个歉意。1970年秋,我和我的女朋友阿红曾拜访赵朴初先生(阿红家族与赵朴老是世交)。赵老当时也赋闲闲居,在家中读书自娱,主要读有关自然科学史的书。我向他借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浅说》等几册罕见的书。
 
  但那一年中我生活颠沛流离,不幸后来竟将那几部书丢失了,一直没有归还。结果就不敢再去见赵老,而这几本书都也是当时赵老非常心爱的书,曾经一再叮咛我看完要还回来。可是我辜负了老人。事隔多年,想起赵老当时的慈祥,至今深感惭愧。
 
  记者:那么这一年您一直都住在这位女朋友家?生活怎样维持呢?
 
  何新:我年轻时感情生活很不稳定。那年春天,阿红离京回云南后,我继续留在北京。
 
  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小A,有一段时间,我就住在这位女友家,那时她父母都在干校。但这年春节过后,她父母回来,我就不能在那里住下去了。
 
  此后的一段时间,我经常住在现在北京玉渊潭公园小山后的一排地下防空洞里。那时我经常备着一件帆布雨衣,一个草帘子,夜晚就躲在防空洞里打地铺。怕被巡逻的民兵抓到,有时一夜得更换几次防空洞,今天钻这个洞,明天钻那个洞,一听有人的脚步声就赶紧躲藏起来,就这样躲躲闪闪的在地下坚持了几个月。
 
  记者:简直难以置信。
 
  何新:是的,但这是真实的。最难忘的是那些寒冷的春夜和秋夜。夏天比较好办,难熬的是那些寒夜,睡在防空洞中,夜晚经常被冻醒,浑身哆嗦,你会觉得今夜的黑夜特别漫长。
 
  晚上经常冻得睡不着,白天我仍然坚持到北京图书馆读书。生活嘛,每天小A给我送一顿晚饭。她工资很少,一个月才挣38元钱,但她自己只花18块钱,省出20块钱来支持我的生活。中午饭也是在北图附近吃,那时没有什么盒饭快餐,要吃得便宜只有烧饼豆腐汤。晚饭也靠小A,通常是她从工厂食堂买过来带给我。
 
  记者:关于您这个女朋友,能讲讲她的情况吗?
 
  何新:小A的父母都是国家建委的领导干部,她是北京首钢附属的一个电子元件厂的女工。她当时非常爱我,爱到痴热的程度。但是后来这种信仰发生了崩溃,我们的爱情也就破灭了。
 
  我直到现在对北京玉渊潭公园怀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可惜现在那里已经没有什么防空洞了,后来都拆除了。但是那个松树林还在,当年我读书的那些林间长椅也还在,有时我仍然会去那里走一走,坐一坐,尽管早已“物故人非事事休”。
 
  当年我常坐在那里的长椅上等待小A,有时是一整天、一整天地坐在那里,一面看书,一面等待。真的很奇怪,本来在几个月前还是病得要死,在京城那一段流浪的日子每天挨冻受饿的,虽然人很瘦,但居然就是不再生病,也真邪门。
 
  记者:这种流浪式的生活似乎很刺激。
 
  何新:还有一件事是令我难忘的。那一年夏天,我竟然有机会又搞到了一大批想看的书。离玉渊潭不远,翠微路2号有一个大院,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留守处就在这个院子的一座楼里,这座楼的底层有一个被封存的图书馆。
 
  有一天夜里,我设法从窗户上溜了进去,发现有很多都正是我特别想读的书,我就设法把它们搬出来,其中有黑格尔的书、费尔巴哈的书,还有《资治通鉴》。结果有一天,我的活动被人家发现了,你猜把我举报给派出所的人是谁呢?
 
  说来你会吃一惊,这个人后来一度也是大名鼎鼎,就是80年代《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后来在1989事件中颇出过一段风头的著名人物包遵信,他当时是商务/中华留守处的造反派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我被他抓到派出所,警察问我为什么偷书,我告诉他我是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个所长就审看了我的读书笔记,看了以后,他竟然跟我神聊起来,由世界历史、马列主义,一直聊到当前的文革。
 
  这是当时少见的一个有头脑的好警察,他认为偷点书读也不算什么大事,结果竟然把我给放了。但是两个多月后,由于我长期在玉渊潭、钓鱼台国宾馆一带出入,行踪诡秘可疑,终于引起警方的注意和跟踪。特别是这一年的9月发生了9·13事件,北京政治形势极度紧张。
 
  9月中旬,我在流浪中又一次被捕,这一次是正式被捕,以流浪罪而被市公安局收审。 我先被关在永定门外的一个收容所收容审查一个多月,后来又转到功德林监狱的大牢里关了大概一星期。那是高墙坚壁的真正的国立监狱,关我的是一间只能容留一个人的小号。
 
  但是,除了流浪和偷书,警方实在审查不出我还有别的什么问题,最后警方决定将我遣送回东北兵团。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我在北京整整一年的流浪读书生涯。
 
  记者:小A呢?你与她的关系后来如何发展?
 
  何新:完蛋了。我们的爱情关系,在经历这一次暴风雨后彻底破灭。警方、她所在的工厂当局、她的父母,都找小A谈话,告诉她何新不仅是一个流窜中的反革命嫌疑分子,而且还是一个骗子、一个贼,警方从她家中把我寄放在那里的一部分书籍和笔记本全部抄走。
 
  小A肯定承受到极其巨大的精神和政治压力。她的家人把她隔绝起来,不许她见我。(我在收容所中曾托人带信给她)最终她在精神和感情上都彻底崩溃了。回到兵团不久,我后来收到她的一封信,在信中她表示与我划清界限,彻底决绝。那一年可以说是我青春时代的一次滑铁卢之战。我是被警方铐着手铐,押送着离开京城的。
 
  记者:为什么要这样押送?
 
  何新:在北京站,我与其他几十名知识青年一起被押送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第65/66次列车,那些青年多数是犯了罪的知识青年,有偷东西的,有抢劫的,重犯的手还被铐在车厢里的桌子腿上。
 
  到哈尔滨后警方把我押下车,我被转送到黑龙江省收容所。但在这里,我找到一个机会溜了出来。在哈尔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我自己扒火车就又回到了兵团。这是1971年的11月间,而恰在一年前,我离开佳木斯回北京,到这时正好是一年。
 
  记者:您那时的体会和心情如何?当时您有所懊悔吗?
 
  何新:你要知道那时代的我们本来就一无所有。一无所有的人无从失去什么,又会后悔什么呢?
 
  记者:爱情呢?您失去了所爱……
 
  何新:那种爱情是无根的,本来就不属于我。
 
  记者:你和小A最初不是很相爱吗?
 
  何新:但是,文革时代的中国是一个阶级制度极其封闭而严格的社会。在职业和婚姻问题上,家庭出身的限制极其严格,出身不好者被视同贱民。
 
  当时我父亲是反动知识分子,母亲是漏划地主,我出身不好。而我在恋爱时对小A隐瞒了我的这种家庭背景,这在她的家人看来乃是一桩不可饶恕的大罪。
 
  小A在给我的绝交信中也说,她一切都可以接受,就是不能原谅在这个问题上我对她的欺骗。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种门第不相匹配的爱情,只能是一种偶然漂来的奢侈品、寄生物。
 
  记者:这话似乎很冷酷。
 
  何新:是的。但是当时我们所面临的生存现实就是这么冷酷。当我在北京流浪时,没有户口,没有金钱,没有任何可以支撑生活的立足点;唯一有的是青春,是梦想,是一种对于理想及信念的执着追求。然而这些在当时又具有什么价值呢?我是谁?最多不过是一个流浪京城的青年冒险家而已!
 
  小A对我的爱是十分天真的,她在当时那样一种近乎无望的境遇中,曾经十分无私地支撑了我,并且给我以感情的慰藉,我为此对她感念终身!但是,虽然她甚至可以接受我曾经是反革命,在现实中是一个流浪汉,但她却无法接受我的出身背景不是来自与她相匹配的没有政治问题的家庭。出身,在当时就是印在人身上的一个“红字”。冷酷的社会现实最终使她抛弃我。事实上她的处理也是对的,是完全合乎理智的。
 
  那时我最爱读的一本小说就是斯汤达的《红与黑》,我觉得自己的情况和感情经历颇有一点像于连·索黑尔。当时曾深深地打动我的,是于连在法庭上被判处死刑时的最后告白,他说:
 
  "先生们,我不向你们祈求任何的恩惠。我毫无幻想,死亡正等待着我,而且它是公正的。我出身微贱,为贫穷所困扼,可是碰上运气,粗受教育,却敢混迹于富贵人所谓的上流社会少年群中。先生们,这便是我的犯罪行为!"于连呼唤:"我爱真理,但是真理在哪里?到处只有伪善,至少也是欺诈。就连最伟大、最有德性的人也不例外。喂,人绝不可相信人。"
 
  这些话当时似乎也是我的内心之声。
 
  记者:支持你如此奋斗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这也是多年来人们对你始终感到难以理解的一点。在精神和政治上,你究竟要什么、为什么?所追求的究竟是什么?
 
  何新:在精神上我所一直追求的就是明道与济世,我毕生最大梦想的是华夏民族及其文明的复兴!何新补充:——其实,东方复兴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口号就是我在80年代提出来的,199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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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然知道,作为孤独的个人,力量是极其渺小的。但是回顾往事,我还是非常自豪。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曾行我所志,并且始终如一地志我所行。矢志不移,毕生不渝,至今也没有改变过!
 
  记者:你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何新:可以这样说。只是我现在比年轻时代悲观得多。
 
  在1971那一年中我备受折磨和困窘,可以说已经输得精光;但是意志上倍受磨炼,在精神上收获极大!当我坐在北京永定门外收容所和功德林监狱的小号中静候审查的那些孤寂时刻,回首以往一年间的往事,我曾写了这样一首《沁园春》——
 
  浪迹云踪,天涯漂泊,四海为家。挥塞外霜雪,燕山云月,瀛海夜渡,岑岛观霞。风雨消磨,艰辛历炼,笑渡青春好年华。凭栏处,看无边碧浪,来去淘沙。 ●而今整装又发,不吃苦毕竟志难达。逞英雄怀抱,驰骋宇宙,人生百岁,漫作虚花。往事轻弹,无限来者,更向高峰迈步伐。莫等闲,把辞章填过,再作搏杀。(1971年9月)
 
  当时我形同穷丐,却竟然还有这样一种诗情画意,而且豪气如此。(笑)岂不可笑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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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新在黑龙江友谊县农机厂铸造车间
(后排左第一人)

  记者:你回到兵团后情况怎么样?
 
  何新:当然是糟透了。我已一年多没有工资,身上一文不名,吃饭都要借钱。一年多漂流在外,行李都不见了,眼看就要过冬了,连条棉被都没有。因为在一年前,我是作为坏分子在未解除监管的情况下从医院逃走的,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案底,北京市公安局给农场保卫处转来了关于我的收审材料。
 
  但幸运的是,这个时候“一打三反”运动由于林彪事件的发生而告结束了。9·13事件后,周恩来发动人们批判极左路线,赢得了对文革运动不满的那些人们的支持。这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政治体制也发生了变化,现役军人撤走,兵团恢复原来国营农场的建制,重新起用一批原农场的老干部担任领导。
 
  这些老干部在文革中倍受迫害,因此与那些粗暴的军人在作风上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上台后比较讲政策。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兵团整死了好多知识青年,整个兵团大概有几百人被整死或者自杀,或者成为精神病。许多受冤者的亲属上访上告中央,国务院派工作组来调查,认为这个运动搞“扩大化”了。因此当我回到这农场的时候,政治气氛已比较宽松,机械厂让我回去当翻砂车间的工人。
 
  当时工人中有一句话,“车钳铣,没法比。要翻砂,就回家。”在工厂的各种工种中,翻砂铸造是最脏最累最苦的活计。不仅如此,有一段时间还让我到砖场去烧砖,当窑工。当窑工之苦,是你不能想象的。
 
  砖窑里烧完砖后仍有40-50度的余热,而烧砖不能在冬天烧,只能在夏天烧,因为在冬天砖的泥坯会被冻裂,夏天外边空气30多度,窑里残热40、50度,而且乌烟瘴气,空气中弥漫着红砖的粉末。我的工作是从窑里推车往外运砖,那真是苦不堪言。
 
  但干这活有一个好处,就是一天只需要干三四个小时。这一点让我特开心,因为有了许多闲暇时间可以让我用来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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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兵团战友回到黑龙江友谊农场

  记者:你当时还有书读?
 
  何新:我从北京被押回农场的时候,大部分的书都被警方没收了。但我随身的一个小书包,里面还剩下几本书,竟奇迹般地保存下来。 一本是列宁的《哲学笔记》,一本是马、恩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有一本黑格尔著、贺麟翻译的《小逻辑》。这三本书当时令我入迷,是让我每天冥思苦想的主要精神食粮。这三本书,我一直保存和苦读了许多年。
 
  记者:为什么您对这几本书特别地情有独钟呢?
 
  何新:不是情有独钟,而是可以说,这三本书中蕴涵的若干理念塑造了我一生的基本哲学观念。我从这三部书中悟出了很多道理。
 
  记者:哪些道理?
 
  何新:可以这么说——《哲学笔记》和《小逻辑》教导我掌握了哲学方法;《德意志意识形态》则塑造了我的社会历史观念;列宁的《哲学笔记》中有1915年列宁在瑞士伯尔尼流亡时研读黑格尔《逻辑学》所作的一些笔记,表明列宁对黑格尔的逻辑思想怀有特别浓厚的兴趣。但是,列宁的研究工作没有作完,在读这部笔记时我产生了一种想法,就是试图把列宁这部曾考虑要写而没完成的书写出来——也就是说,建立一个关于辩证逻辑学的新体系。
 
  这一设想当时颇令我为之着迷。那时我白天干活,晚上就读书,一边读一边不断地思考和写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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