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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晚清金融崩盘与辛亥革命(三)  

2013-04-03 08:09:2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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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1911年保路运动始末

早在1903年9月,清政府为了推行“新政”,允谁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铁路、矿务、工艺、农务等项公司。此后,各省的铁路公司陆续成立,商办铁路开始兴建。
由于铁路投资可以取得长远收益,铁路修造权也被外国在华公司所关注。

西方列强为了进一步奴役中国和掠夺财富,从19世纪末以来,开始对中国进行铁路投资,争夺铁路的修筑权。粤汉、川汉铁路是沟通南北和深入内地的两条重要干线,因而成为集中争夺的目标。

1903年,由四川省留日学生首倡,经四川总督锡良奏请,1904年(光绪三十年)清廷批准在成都设立“川汉铁路总公司”。
其后各省民营铁路公司相继成立,围绕路权的斗争也在各省发生。

粤汉铁路也循此模式进行,第二年改为官商合办,1907年改为商办有限公司。采取“田亩加赋”,抽收“租股”为主的集股方式,由商人自办川汉铁路。但是筹款不足,进展缓慢。

1909年张之洞受命督办湖广铁路(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和湖北湖南境内的粤汉铁路),与英法德三国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五百五十万英磅,五厘起息。美国获知后要求加入。此时张之洞病逝,不久由邮传大臣盛宣怀接手督办。
湖南、湖北、广东3省绅商要求从外国公司手中收回粤汉铁路主权的请愿,是全国民族资本收回路权斗争的发端。

清朝地方政府在税收项下附加租股、米捐股、盐捐股、房捐股等,来向民间筹集筑路的资金。经过几年的筹集,不仅四省的绅商、地主成了股东,连一些农民也握有股票。

粤汉铁路已开始修筑,川汉铁路从宜昌到万县的一段也已动工,从当时情况看,这两条铁路是可以靠自力修成的。

但是,西方不肯让中国自己修成铁路,就利用清政府财政困难进行要挟,迫使清政府订立铁路借款合同,为筹款清廷必须抵押或者出让路权。为此,清廷宣布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

根据借款合同,英、美、法、德等国不但掌握了铁路权,而且还要以湖南、湖北两省的盐税厘金作为抵押,所以,所谓铁路“国有”,不但剥夺了中国人自办铁路的主权,而且实际上是把川汉、粤汉铁路完全拍卖给外国了。

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朝廷在盛宣怀的强力推进下,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由中央借外债修筑铁路。旋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总额为六百万英镑,公开出卖川汉、粤汉铁路修筑权。而原来地方的集资款概不退现款,只换发国家铁路股票。这引发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各地的反对声浪。四川反对尤为激烈。

原来四川铁路公司总共募集1400万两的股款。据估算,其中约700万两用于宜万铁路的建设,可以用来换取政府的股票。剩余700万两中的300万两,被该公司一位名叫施典章的经理,挪用转支到上海投资股票。1910年上海橡皮股票崩盘,铁路资金投机亏空。清中央政府只同意发给四川铁路公司股东大约400万两的国家保利股票,而不负责承担亏空300万两的损失。

为了偿还清廷在上海橡胶股票风暴前向列强的借款,清廷决定将铁路修路权及收益权收归国有后抵押给外资。
遂由新成立的皇族内阁出场,于1911年5月9日颁发“上谕”,实行所谓“铁路国有”政策,宣布各省原已准交商办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准备以“国有”为名,对外出卖全国铁路主权。

5月18日,清政府任命满族贵族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要他去强行接收湖南、湖北、广东、四川4省的商办铁路公司。

5月20日,皇族内阁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同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600万英镑的《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把湖北、湖南、广东3省人民在1905年收回路权运动中从美国公司手中赎回的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又重新出卖给外国公司。这种卖国政策,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愤慨。与粤汉、川汉两干线相关的湖南、湖北、广东、四川4省大举展开了保路斗争。

6月,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联名向川督王人文发出“歌电”:
“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告以度支部决定的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对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如川人定要筹还现款,则必借洋债,并将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

此电明示,不许川省股东保本退款,而只允换发铁路股票,即政府不但收路,而且夺款。邓孝可原认为“政府接收路,并非接收款”,至此方知政府款路皆收。王人文收电后,知此电一宣,全省必大乱,于是压下不宣。

6月7日,盛宣怀、端方又径电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询问是否见到“歌电”,李即致电成都总公司索阅,总公司转询督署。王人文便只得抄示公司,电文公开,全省舆论大哗。同时,端方、盛宣怀等又迭催王人文派员清查铁路公司各地帐目,以便接收,查帐员遭拒。

广大人民在两路筹办时期内,吃尽了苦头,当他们看到清政府公然出卖路权,更加愤恨,许多绅商也因铁路国有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非常不满。于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爆发了。

6月10日,四川咨议局副议长罗纶起草文章,逐条批驳盛宣怀的文电,并联合2400余人请求王人文代奏朝廷。
邓孝可也勃然大怒。他以《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为题著文,痛骂“盛大臣卖国奴”。

万县的铁路本已动工修筑,清政府迫令停工。筑路工人和商人立即聚集起来与之抗争。清政府调兵前来镇压,数千筑路工人抡起铁锤,挥动棍棒,同前来镇压的清军展开激烈搏斗,当场打死清军20多人。

在广东,6月10日,广东粤汉铁路股东召开万人大会,一致抗议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提出“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并致电湖南、湖北、四川各省,谓“铁路国有,失信天下。粤路于十日议决,一致反对”。
在很短的时间内,湖南、湖北、广东的保路风潮连成一片,声势浩大。全国各地以及海外侨胞、留学生,也纷纷集会,并通电、写信予以声援。

6月16日,铁路公司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马上组织保路同志会,不能等待特别股东会,连夜即发通知,翌日即宣布成立。岳府街上水泄不通。大会开始后,罗纶、邓孝可、刘声元等相继演说,声泪俱下。

罗纶登坛,向满场一揖,开口便说:“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言罢大哭,顿时满场号啕,连在场的警察也在哭。哭声长达二三十分钟。随后罗纶一拳砸在桌上,吼道:“我们要誓死反对!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致反抗,反抗到底!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台下同呼“赞成!”保路同志会就此成立,会长举蒲殿俊,副会长举罗纶。下分四股办事,为总务股、文书股、交际股、游说股。

大会临时动议,与会人员全体到总督衙门向王人文请愿,要求代奏。王人文出见群众表示同情,说只要于国计民生有关休戚的事,他无论怎样当据理力争。17日,王人文致电内阁:“本日未前,各团体集公司开会,到者约二千余人,演说合同与国家存亡之关系,哭声动地,有伏案私泣。”“惟哀痛迫切之状,实异寻常”。

19日,王人文再奏说:“成都各团体集铁路公司大会,到者一千余人,讨论合同及于国家铁路存亡之关系,一时哭声震天,坐次在后者多伏案私泣,臣饬巡警道派兵弹压,巡兵听者亦相顾挥泪。日来关于铁路合同攻难之文字、演说纷纷四出,禁不胜禁,防不胜防。”同时上疏严参盛宣怀丧路权、国权,要求治以欺君误国之罪,并请将自己治以“同等之罪”,“以谢盛宣怀”。
27日,他又把罗纶等2400余人签注批驳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的原件及公呈人全体姓名上奏,并附片自请处分。清廷申谕严饬,并将王人文革职。

广东、湖南、湖北等省人民也发起反对清政府将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出卖给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

这时,四川同盟会会员龙鸣剑与王天杰等认为革命时机已到。8月4日,他们邀请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罗梓舟、胡重义、孙泽沛和张达三等在资州(今资中)罗泉井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武装起义。他们把“保路同志会”改称为“保路同志军”,在新津和华阳设立总部,并推定秦载赓和张达三分别负责川东南与川西北的起义工作。

在四川的农民群众中,哥老会有相当大的势力。在同盟会会员的宣传、组织下,使这场保路运动转向反清的武装斗争,而且形势锐不可挡。
9月7日,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以及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消息传开,数万群众前来请愿,要求放人。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30多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当晚,曹笃和朱国琛等人裁截木板数百块,上写“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字样,然后将木板涂上桐油,投入江中,顺流而下,这些被人称为“水电报”的木板把消息传遍川南、川东各地,更进一步掀起了各地群众揭竿而起的革命形势。

9月8日,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附近州县群起响应,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军,数日之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人,形成了群众大起义的局面。同志军围攻成都十几天,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指挥和作战经验,武器装备又不足,没能攻下成都,他们就分散进入地方各州县。

荣县同盟会会员王天杰就在这里从事革命的联络和组织工作,并组织民团1000余人。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成为成都东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

 继川西的同志军起义后,川东地区的群众也纷起响应,占领城口县城以及大足县城。这时,西昌地区的彝族和川西北的藏族与羌族群众,也都加入同志军的行列,同清军作战。到10月上旬,同志军起义的烽火已燃遍了四川全省。

清政府获知成都被围和四川各地同志军起义的消息后,吓得手忙脚乱,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端方带兵到四川资州时发生兵变被新军斩首)。

清廷命令曾担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还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但是,湖北新军被调入川,却造成了武汉空虚,给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机会。
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保路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极大地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斗志,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 

1911年保路运动大事记
 6月17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在铁路公司开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为正副会长,提出了“破约保路”的宗旨,发布《保路同志会宣言书》等文告,出版《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四处张贴,宣传保路。并派会员分路讲演,举代表赴京请愿。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接见请愿代表,表示同情,并上奏朝廷,参劾盛宣怀。全川各地闻风响应,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重庆保路同志协会和各州、县、乡、镇、街、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众至数十万。四川各族人民、各阶层人士也纷纷加入保路斗争的行列。教师学生、农夫苦力、商人士兵、回族同胞、羌族土司、基督教徒、僧尼道士以各种形式集会演说,呼号奔走,掀起保路运动热潮。
罢市罢课8月2日,赵尔丰抵达成都,接任四川总督,开导民众,代奏贬黜川汉铁路宜昌公司的总理李稷勋。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斗争日趋激烈,逐渐冲破立宪派“文明争路”的束缚。8月24日,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在成都发端,迅速席卷全川各地。
抗捐抗税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通告全川不纳粮税。抗粮抗捐斗争在全省蓬勃兴起,捣毁各地经征局、厘金局和巡警局。风潮所播,遍及全川,使清廷陷于窘境。
成都血案9月4日,清廷电饬赵尔丰:“迅速解散,切实弹压,勿任蔓延为患”。9月5日,在铁路公司特别股东大会上,出现《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号召川人共图自保,隐含革命独立之意。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首要人物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等人,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成都数万群众相率奔赴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赵尔丰竟下令清兵当场枪杀请愿群众三十余人,制造“成都血案”。当天,同盟会员用木片制“水电报”,投入锦江,传警各地。
同志军起义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秦载赓、龙鸣剑、侯宝斋、张捷先、张达三等人率领下,四面围攻省城,在城郊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激战。周鸿勋率所部巡防军在邛州反正,与南路同志军占据新津。罗子舟率雅州、荥泾同志军扼守大相岭,阻击清军。各州县同志军一呼百应,把守关隘,截阻文报,攻占县城。大竹李绍伊、犍为胡潭等会党首领揭竿而起,西昌地区彝藏同胞攻城逐官,川西北藏羌土司聚众举义。全川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反清斗争势如燎原,造成四川独立的有利形势。
]端方入川同志军起义使清廷震恐,9月10日将赵尔丰免职,命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部分湖北新军立刻入川镇压,是时全国革命党人加紧活动,革命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湖北空虚,从而导发了武昌起义。
荣县独立9月25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王天杰领导荣县独立,建立了辛亥革命时期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
四川独立武昌起义进一步推动四川的独立革命。11月21日,广安州组成大汉蜀北军政府。22日,蜀军政府在重庆成立,宣布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川东南五十七州县响应独立。27日,成都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蒲殿俊被推举首任都督。同一天,入川湖北新军在靠近成都的资中县反正,杀死端方。清朝在四川的统治彻底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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