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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师大学位论文:简论新国家主义(第二部分)  

2012-11-17 10:48:5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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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何新的新国家主义(2)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硕士    于义凡

(二)何新思想的发展历程[18]

研究何新思想成长过程的文章已经有不少,当然,在网络上还有许多帖子也具有独到的见解。对于一些基本的问题,如思想发展阶段的大体划分,在1987年以后,何新由激进改革的立场逐渐转向保守,在1989年以后,何新的新国家主义的政治倾向和政治观念呈现出清晰性与连贯性,这些都已经取得共识。本文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试图对何新早期和前期的思想发展以及每个时期内部的不同阶段做进一步的探讨。

第一个时期为1987年之前[19],这一时期可谓是新国家主义萌芽与探索的时期,即是何新思想发展的早期。

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是何新早期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它经常占据何新思想活动的中心。简单探索一下它的来龙去脉,将非常有助于了解何新思想的发展及其特征。如果从何新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时候算起,他的思想就开始产生了两个方面的交织。一方面,何新激烈地主张反传统,他通过对老子哲学思想体系内在缺陷的批判,指出:“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老子始终被看作是最深奥、最丰富的古代思想家之一。然而,这却是中国文化史的悲剧。”[20]而在阅读密尔《论自由》一书后,何新看到中国封建思想文化所导致的专制与个性毁灭,使得“整个民族长期把自己捆绑于一种作茧自缚的精神文化道德习俗中,容不得对于传统陈规陋俗的任何革新和突破。”[21]同时,何新由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导入对社会现实和政治现状的批评。如他自己所说:“我那时还是个年轻的激进分子,迫切希望加速改革的步伐,看问题偏激,谈起各方面的一些阴暗面,就尖锐地抨击。”[22]另一方面,又如何新自己所说:“无论对于一位政治家,一位理论家,或一位历史家以至文学家;有一种素质是极为重要而常常又是极为难能的—这就是具有历史感。”[23]因此,何新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又是基于一种历史主义,只有从具体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中来观察传统文化,才能洞见其存在的相对性与否定性,才能使人不被现实中许多蛊惑人心的表象所蒙蔽,从而揭示出事物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真价值或者无价值。何新又通过对黑格尔一生政治和宗教思想的演变的分析,[24]认识到对处于社会变革与动荡时期的后发展国家,在激进改革与稳定渐进的政策取舍上,选择后者具有较多的合理性。

可以说,何新对传统文化,是有所憎又有所爱。对封建文化中压抑人性、封闭保守的洞察和僧恶,对华夏文明伟大和深厚的生命力无比热爱,二者交织起来,这是使何新日后强调民族文化问题的重要因素。更重要的是,在反思传统文化、抨击现实政治阴暗面的同时,何新认识到了在他当时所处的时期,要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仅仅依靠内省式的批判、对某一价值观念的推崇和激进的革命是无效的。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传统文化和政治现实,进而寻求和发掘文化传统与革命传统中的积极因素。

80年代前期,何新积极参与了中国知识界的几乎所有思想运动,并激烈批判僵化的意识形态,所以,何新在当时基本置身于主流知识界的队列中。而到了1985年,何新的思想则出现了重大转折,“这一年,何新发表了《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由对徐星的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的评价,引发出对当时方兴未艾的整个新潮文学的全面抨击,同时呼唤‘英雄主义的献身精神和崇高感情’等正面价值。该文反响剧烈,导致了知识界从高尔泰到一批新潮学者的讥评,这里面有误解也有偏见。从此,何新与主流知识界之间出现了裂痕,逐渐拉开距离。”[25]这一转折是何新日益区别于当时主流思想人物如绝大多数虚无主义者之特征所在。

所以,关于何新早期的思想和作品,不能撇开这个十分关键的时间点。我们不能把1985年之前的文章与其后的文章混为一谈。事实上,《论老子哲学中的活东西与死东西》、《为<

自由)声辩—读穆勒(论自由>》、《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人道主义思想—<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研究》与1985年后的《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读(无主题变奏)随想录》、《还要深入讨论—关于(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的说明》、《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存在主义影响—再论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一一在上海文化研讨会上的演讲》有着明显的内容差别,而后者更为重要。前者主要表现出强烈的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对思想和个性自由以及人道主义哲学的推崇,基本没有超出当时自由主义和新潮文学这些主流思潮的范围。后者却是更为复杂、深刻的社会、哲学、文艺思想,并开始具有何新个人的独特色彩。

具体来讲,何新1985年后的几篇文章,明显表现出新潮文学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思想影响。何新的思想一开始与文化反思接近,在一定程度上也以批判传统文化为基础,指出传统文化中哪些东西阻碍着现代化,哪些需要批判和改革。但何新在接受这些影响的同时,又超出了虚无主义。特别是在《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在上海文化研讨会上的演讲》一文中,何新明确指出:“当代中国青年的社会心态中,普遍存在着一种价值观无所依归的失落感。一些人甚至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丧失信心,以为只有全盘引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现代化。还有人接受了存在主义的价值虚无意识,存在荒谬意识。使他们普遍缺乏一种对社会和人生的责任感和理想主义。尤其缺乏一种主动、自觉、积极而且是建设性的社会参与意识。这一代人普遍变得很内向、很自私,要么就是伪君子。我认为如果当代青年的这种心态不发生转变,现代化的前途是渺茫的。”[26]这与刘晓波等大讲藐视一切、戏弄一切,并主张将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上打破的那种虚无主义不同,何新坚持则是崇高意识和主体英雄主义的立场、可以说是由新潮文学起,以文化保守终;由虚无主义起,以爱国主义终,这就与刘晓波为代表的主流知识界没有干系了。实际上,不仅在文学思想上,而且在政治思想上,何新也没有停留在1985年以前尖锐抨击政治现状的水平上,他没有满足于当时激进改革的主张。相反,何新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绝不能得出“全盘西化”的结论,我们必须正视和保持我们的优良传统。[27]在当时看来,这种观点似乎相当保守和落后,其实则独特地反映了何新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潮那一套毫不信任的思想情绪,也表现了何新对盲目迷信全盘西化的教条主义的抵制。

正由于此,何新早期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也好,对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推崇也好,在实质上表现出很不同的特点。这就是:从早年到前期直到以后,何新心中总有着他未能忘怀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关切,何新的注意力始终是在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利益这一边。正因为此,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才成为何新思想的基本主题。正因为此,才使何新由激进改革的立场逐渐转向了保守。而这些观点的提出,又是以一种历史感和现实主义精神为根本基础的。只有摆脱了自由主义和虚无主义那种直线性的思维模式,只有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放到具体的历史情景中来看待,才能得出新国家主义的理念。

第二个时期为1987年至1989年,即何新思想发展的前期,也是新国家主义形成与大发展的时期。

1987年到1989年是何新文化与政治思想渐趋成熟,由激进改革的立场逐渐转向保守的关键时间段。何新思想的青年浪漫时期已经过去,何新把自己早期偏激的情绪与尖锐的抨击,沉淀在冷静的观察和有益的探索中。1987年,在《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再思考—评海外新儒学》一文中已经初露这种意识,文化的创新不能从悲愤的绝望之情起步,何新用新儒家的这一命题来警醒自己。与此同时,1986年的学潮[28]刚刚过去,文化虚无主义以及“全盘西化”论毫无改变,而政治局势已经显现出不安的前兆。出路究竟何在,何新没有放弃对国家与民族发展前途的思考,而是在继续探索。何新仍然坚持采用一种动态发展的方法来观察现实和历史问题,虽然,关于如何认识和估价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如何认识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依旧,但何新的答案己有不同,代替虚无主义和激进改革论调的早年浪漫理论的,是一种理性的“保守主义”的思想。何新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与其他文化必须一致而向其学习的“样板模式”,“直到不久前,这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形态,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归宿和当然模型的观点,在国内某些人头脑中,似乎仍然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例如,近年来颇为流行的所谓‘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今天必须补课’的观点,就也是从上述那种西方式发展道路的观念中引申而来的。在这种观点看来,今天中国正在从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其实质仿佛只是一种历史的‘补课’。”[29]何新认同新儒家关于世界上只有具体性的文化系统,而没有抽象的文化模型的判断。所以,何新感到,中国的现代化,也应当从中国自身文化背景的创造性转变中,有机地、合于逻辑地生长出来。因此,他认为必须重建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必须重新估计我们文明的价值,学会从民族文化中吸取积极的营养,以塑造我们民族新的灵魂。这既是他花费最多精力与心血进行“文化研究”的初衷,更是他与某些“知识精英”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当时,何新实际已经看到正是自由主义的某些理论,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的混乱,而且对自由主义的迷信也是国家经济、政治制度受到误导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种思想正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竭力传播的。因此,何新这时对维护国家利益问题的答案,已经落实在对各种自由主义经济、政治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揭露和猛烈批判上。何新希望人们尤其是青年人不要被美国和西方的价值观念所俘虏,这突出表明了批判与抵制自由主义、为国家与民族利益而战作为何新这一时期思想主题的巨大意义。可见,与早年相比,何新思想的独立性虽然依旧,但对社会和政治等问题的具体看法与早年却有很大不同,甚至刚好相反了。

本文认为,正如早期可以1985年与主流知识界决裂为界标分为两个小段一样,何新思想的前期也可以《我的困惑与忧虑—当代文化备忘录》一文为界标分为两个小段。首先,在1988年夏,何新在当时颇具影响的《经济学周报》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评论经济改革的文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通货膨胀与决策失误》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何新坦率地批评了赵紫阳及其智囊团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一些重大决策失误,指出所谓“价格改革”已成为掩饰恶性通货膨胀的遁词。同时,何新针对当时赵紫阳的路线忽视农业的情况,向国务院提出有必要重视农业方针、倡导科技兴农、防止农村发生急剧分化等政策建议。其后(198810),何新在香港《明报月刊》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评论。在这一组论文中,何新揭露和抨击了国内外存在的策动动乱的敌对势力,并指出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与美、日等发达国家战略利益不符。如果说,前一小段的批判,何新指向的主要还是国家高层领导的政策,那么,后一小段则直接地集中地打向广泛的社会现象和一般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1988年末,何新发表了《中国当代文化备忘录:我的困惑与忧虑》一文,对包括文学、历史、中西文化比较和经济学等在内的全部知识界的新潮理论和激进风气提出严厉的批评,同时表达了对“新的巨大民族灾难势将不可避免”的深切预感。可以说,何新对虚无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批评比前一阶段更为具体、直接,不是一般的社会批评了,而是非常尖锐的思想斗争。所以,本文认为,应该强调以《我的困惑与忧虑—当代文化备忘录》一文作为何新前期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界标。更为重要的是,在上述批评中,何新不断提出了许多接近与符合新国家主义的重要思想、观点或观念,这些观念是他建构新国家主义思想体系的内在根据和思想前提。

在“89事件”之后,何新对经济、政治、国际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撰写了《潜伏

危机与前景预测》一文,他建议将新时期的意识形态宣传重点转移到爱国主义上来,特别是要“加强对于中华民族历史光荣和民族尊严感的全民性正面宣传教育。……可以增强一个伟大的现代民族国家所必须的尊严感和凝聚力,……这可能是目前凝聚民心,激励民志、振奋民气的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工作。”[30]何新在对时局、形势和对策的分析中,与新国家主义的基本理念日益接近。但,新国家主义是关于中国实现国家与民族复兴的系统理论,不是任何零星片段的观念或观点的集合所能等同或替代的,包括何新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所以总的来看,何新思想的前期具有了某些接近或符合新国家主义的观点和观念,但还没有完全清晰化与连贯化。

第三个时期是从1989年到现在,是新国家主义逐步成熟与正式确立的时期,也是何新思想发展的后期。

这一时期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89年至1994年。由于80年代末国内巨大事变和紧接着的苏联东欧巨变,使得意识形态有求助于国家主义的需要。在此后的几年间,何新从理论上论证了新国家主义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阐述了与新国家主义相关的一系列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基本问题。在90年代初期,何新在与西方一些记者、学者、外交官的交谈与沟通中,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民主人权以及国际战略等问题的独立见解,何新对这些问题的相关论述,标志着新国家主义思想的逐渐成熟。

1990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何新的的长文《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S的谈话录》。刊发该文时的“编者按”称赞何新“着眼于从世界的大视野来观察中国的事情,又着眼于从历史的大趋势来分析现实世界的纷争,对他注重以经济利益去揭示世界各国各种势力的政治取向、注重从生产力的发展来讨论中国对生产关系的选择的唯物主义观点,”以及他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申明把为祖国和民族谋利益作为一切学术活动的最高宗旨的爱国主义立场”。这篇文章引起社会和决策层广泛关注,读者们把何新《谈话录》称之为“爱国宣言”。同时在国内外也掀起了一阵“何新旋风”,实质上这是一股“爱国旋风”。何新的“爱国宣言”确实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它在全国各个阶层中都唤起了高昂的爱国激情。何新在这次谈话中,实际上确立了多年来他一直试图寻求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其基本内核即新国家主义,即把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何新宣称“我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并指出其所有学术活动都是围绕“为国家和民族谋利益”这个宗旨进行的。

同时,何新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出发,指出并强调了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四个基本规律,即市场有限性规律、投资效益递减规律、相对成本递增规律和市场经济呈周期性上升与下降的运动规律。而且,何新还指出中国面临的经济主要问题不是“需求大于供给”而是生产过剩,国家应当利用宏观调控手段进行干预。他的这一理论观点被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大量事实所证明。这些论述,已经包含了新国家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因素,这也说明了新国家主义的话语体系逐渐成型。

第二个阶段是1994年至今。当国家的政治局势趋于稳定的时候,何新将研究的主要精力又转回到他所爱好的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和考古方面中去。尽管何新每年还定期向国家领导层递交国内外形势报告和相关的政策性建议,何新则基本上从公众视线中消失,重新回到书斋,进一步展开对历史、艺术和中国国学的研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国家主义思想的式微与衰颓。随着2001年《思考—我的宗教与哲学观》、《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以及2003年出版的《论政治国家主义》的出版,何新正式提出了“新国家主义”这一概念。并且在《论政治国家主义》一文中,何新阐明了新国家主义的最大特点,解释了采用新国家主义这一理念的原因,并指出了它作为治国理念的优势所在。所以,上述文章和著作的发表与出版就标志着新国家主义理论体系的正式确立。

综上所述,早期文化和政治的激进主义、前期的理性的“保守主义”、爱国主义、政治与经济民族主义、后期的新国家主义,何新的思想和观念经历了重要的发展。发展就是扬弃,其中有否定有继承。何新对历史感与现实主义精神的强调,对国家和民族的关注,早期和前后期是相连续的。这种思想的连续性为何新由早期的激进主义向前后期的“保守主义”转变作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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